在中国新文学的城市书写中，城市在不同历史阶段展现出丰富多样的文学形象。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中的城市书写呈现出更加多维、立体的文学景观。新世纪城市小说不仅在宏观层面书写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对社会生活的重塑，同时，在微观层面表现人性、道德、心理等问题，描绘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图景。不同世代作家创作的城市小说取得了丰硕成果，表现出新的创作特征。

　　聚焦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书写是城市小说的重要内容。新世纪城市小说赓续了20世纪90年代的日常生活书写潮流，聚焦日常生活成为表现城市现代性的重要途径。这种回到日常生活的创作姿态体现了文学对人、对生活的尊重。而在日常生活书写中构建起来的城市形象，也因为这些具体而微的肌理呈现，成为可描摹、可感知、可触摸的生命体。

　　聚焦日常生活意味着对普通人生活和命运的关注。经过20世纪80年代末现实主义的发展，以及90年代作家对城市书写的探索，新世纪城市小说以更沉静而温热的笔触展现日常情态。

　　迟子建的《烟火漫卷》描摹了哈尔滨的日常生活。其上部《谁来署名的早晨》和下部《谁来落幕的夜晚》开篇都是对城市晨昏俗世图景的细细描绘，包括街道、建筑、车辆、菜市场、行色匆匆的市民等。作者总是饶有兴致地对衣食住行的种种琐碎细节娓娓道来，如描写“哈尔滨人餐桌的炖菜”四季的变化。这种细致的书写也体现在作者对人物复杂微妙内心情感的剖析上，对人物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的关切在“烟火漫卷”的日常生活细节书写中呈现出来。

　　滕肖澜的《心居》从衣食住行的生活细节着眼，围绕“房子”架构起都市普通人的日常与悲喜，描绘出散发着浓郁“沪上味道”的人间生活，在叙述人物困境的同时展示心灵的力量。与传统“海派”城市小说描绘的繁华与苍凉相比，《心居》因贴近现实中人物的日常而显现出鲜明的生活实感。石一枫的《入魂枪》讲述了网络时代的城市新日常，作品以电子游戏连接几位主人公的人生，通过真实与虚拟交叠的世界展示科技发展对生活的影响。电子游戏的力量已经渗透到游戏之外的日常生活，在作品中，有“昼夜颠倒”的沉迷，有“把电脑屏幕当成庇护所”的逃避，也有“不大听得懂人话”的病弱者在虚拟世界获得认同的精神补偿。

　　聚焦日常生活并不会使城市文学降格，反而可以赋予作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宏阔的文学视野。日常生活的丰富性，使许多新世纪城市小说在呈现人物活动与命运的同时，合乎逻辑地指向了更加宏大的主题。在很多作品中，社会与人生相互观照，个体命运与城市兴衰紧密相连。一些反映普通人几十年间命运沉浮的城市小说，在个体的“小历史”之中照见了城市的“大历史”，通过描写人物经历，追溯历史与城市的变迁轨迹。由个体经验汇聚而成的历史经验、城市经验更加具体真实、可亲可感，历史中的城市也在纷繁多样的个体生命体验中，变得更加血肉丰满、鲜活动人。例如，鲁敏的《金色河流》讲述了一个商人家庭的故事，作者在对生孩子、留遗产等个体性经历的叙述中，勾连起国企改制、下海经商、结对助学等重要事件，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城市景观。

　　聚焦日常生活是一种见微知著式的书写，反映了创作主体观察城市的方式。这种下沉式的写作能尽量规避对城市先入为主的概念化展现，实现人与城市、与现实、与历史的深度对话。城市小说也可由此不断突破对不同城市的刻板印象，在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摹中，展现新世纪城市的生活面貌，反映出城市的文化品格及城市人的精神成长。新世纪城市小说对日常生活的聚焦与关切，使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与城市的发展变化水乳交融，塑造出充满烟火气息又充溢着奋发精神的文学景观。

　　立足于城乡关系的视角进行城市小说创作，是一种传统而普遍的方式。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的密切互动使二者的界限不再分明，与之相应，在城市文学中，乡村与城市表现出复杂的交集。新世纪城市小说从城乡关系认知的既定框架中走出来，突破了孤立地写城或乡的传统叙事模式。

　　新世纪城市小说对城乡融合的描写，很多时候表现为将城乡空间与城乡生活融合起来加以展现。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等小说中，城市和乡村还是彼此独立的空间，而在他的《王城如海》中，乡土已渗入城市生活肌理，或者说城市空间中隐含了乡土空间。乡土通过小说人物余松坡、罗冬雨、韩山、罗龙河进入城市，城乡融合成为作品表现的重要内容。

　　城乡的生活方式、处事方式、价值观念等存在很大差别，但新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之间的差别在逐渐弱化。与此相应，围绕这些主题展开的文学书写也呈现出新的特质。新世纪城市小说在描写城乡差别时，摒弃了以往简单肯定或否定的倾向，以更包容的姿态和更悲悯的情怀呈现乡土经验与城市经验，以及城市化进程中这两种经验的博弈与融合。在付秀莹的《他乡》中，来自芳村的翟小梨从乡村到省会再到首都的奋斗历程，反映了乡土与城市反复对话、辩驳以及最后达成和解的过程。

　　文学书写所呈现的城市景观，并不仅仅来自城市本身，也来自观照城市的视角。一方面，乡土中国的文化传统使乡村视角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隐秘地影响着创作者的视线。另一方面，更接近自然状态的乡村寄托了人们对自由、宁静、和谐、淳朴生活的向往。

　　客观来说，城市书写不可能完全摆脱乡村视角。正如魏微新作《烟霞里》中女主人公“田庄”的认知：“家是她一生的关键词，心心念念所在。也只有在家里，她才能自我完成，做回她自己，开朗，明亮，自由自在。”这个“家”，不仅仅是表面意义上她年少时乡村李庄的家，或是县城清浦的家，也象征着心灵的家园，这从她的名字“田庄”即可看出。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商业文明的发展，城市小说的创作视角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城市视角成为一种重要视角。《金色河流》书写了一个关于财富、艺术和人心变化的故事，通过对物质财富与内心精神复杂关系的细致描绘，体现了对商业文明更加理性与深刻的思考，也表达了对义利关系的新认知。当创作者调整了从乡村审视城市的视角，他们对城乡融合的表现也就更有深度，这是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艺术化呈现，也使新世纪城市小说带上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采用多样化创作手法

　　创作者的努力探索，使新世纪城市小说在创作方法上呈现出多样化特征。通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摸索与训练，特别是先锋小说在艺术形式上的锐意创新，新世纪文学在创作方法上求新求变逐渐成为一种自觉的追求。文体的互文性、小说流派的融通性以及艺术个性的丰富性，铸成了城市小说多姿多彩的艺术形态。

　　在《他乡》中，多声部叙事将不同的精神空间连接起来，彼此隔膜的内心世界因此可以相互勾连。《金色河流》采用了叙事视角转换的手法，第一人称叙事与第三人称叙事交互出现，间或还使用其他叙事视角。这种转换叙事视角的方法，在新世纪城市小说创作中使用很普遍。

　　《王城如海》将小说与戏剧两种文体并置在一起。《城市启示录》作为主人公余松坡所创作的剧本被植入小说，在与小说主体内容相互补充与诠释的同时，也相对独立地发挥着剧本的功能，城市生活在戏剧人物的对话中浮现出来，而对城市的反思亦蕴含其中。路内多年来一直从事城市小说创作，其《雾行者》的叙述空间包括中国多座城市，寓言、文学批评等各类文体有机编织在一起，多维度呈现了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青年的生命际遇。

　　贾平凹的《暂坐》采用空间化叙事，以地名和人名为小说的每一节命名，在打开城市空间的同时也架构起开阔的叙事空间。作者从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等作品中获取灵感，以故为新，在日常闲聊中展开叙事。小说讲述西京城内一群女子的故事，在现实主义写作中兼收了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增强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

　　《烟霞里》采用编年体叙事方法，循着岁月的足迹，在重要时间节点展开个人与历史的对话，将重大历史事件与个人、家庭命运相对接，既描绘了主人公40年的生命历程，也展现了社会的发展演变。小说对叙事视角进行了巧妙的设计，神秘的叙事者“我们”的身份直到小说结尾部分才揭晓，是主人公田庄的几个闺蜜。“我们”写了这个故事，末了还“请小说家魏微加以统稿、润色”，从而与小说开头的序言相呼应。这种叙事策略使小说具有一种游离于虚与实之间的艺术效果。

　　可以看到，新世纪城市小说在创作方法上是丰富而灵活的，创作者在广泛采用现实主义方法的同时，也借鉴了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并从民族文化传统中汲取养料。新世纪城市小说兼收并蓄地吸纳与组合各种创作方法，从多个维度描绘充满烟火气的城市生活，取得了不俗的艺术成就。与此同时，多样化的创作方法并非游离于文本内容之外的炫技，创作者在这方面的艺术探索是为了使文学以更恰切的方式表现社会变迁，以更宽广的视角呈现城市风貌。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作家们会创作出更多积极回应时代关切、深入描绘中国经验的优秀城市小说，而城市小说也将对未来城市的文化建设与社会生活产生更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