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其海外传播对于提升文化软实力、促进跨文化交流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作为中国戏曲的经典之作，《西厢记》独具艺术魅力，其英译出版为中国戏曲故事海外传播提供了重要载体。

　　《西厢记》的文化内涵与海外传播价值

　　《西厢记》是中国古代戏曲典范，词汇丰富、句式多样、韵律美妙，大量运用诗词、骈文等形式，意境幽远、对仗工整、富有音乐美感。剧中人物形象鲜明，崔莺莺温柔婉约、张生痴情勇敢、红娘机智聪慧，通过细腻语言描写展现性格与内心世界。作品中蕴含丰富文化意象，涵盖传统服饰、建筑、音乐、绘画等，是中国文化重要部分，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与文化背景。作为融音乐、舞蹈、表演、美术于一体的艺术形式，唱腔婉转、舞蹈优美、表演细腻。其“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愿景，体现了古代民众对爱情与自由的追求，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其英译能让海外读者了解中国戏曲的历史、艺术及审美情趣，增进文化理解与尊重。其文化内涵与价值观念也契合中国倡导的和平、友好、合作的外交理念，有助于塑造积极的国际形象，提升国际话语和影响力。

　　自18世纪末首个日译本问世，《西厢记》现存译本共72种，其中英译本28种，含22种文学案头剧与6种舞台剧，成果卓著，影响深远。最早可考的是1919年阿瑟・韦利的《莺莺传》译本，采用直译法，用无韵体译诗并辅以脚注，译文通顺易理解。随着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提升，林语堂、熊式一、奚如谷等翻译家重视原文，致力于传播中国戏曲文化，获广泛认可。《西厢记》历经逾百年的英译进程，其发展轨迹呈现以下典型特征：

　　首先，翻译底本差异显著，阶段性特征明显。在译介初期，译者多选用元稹所著《莺莺传》为底本，译文多以期刊刊载或故事集汇编形式发行。侧重介绍爱情故事，不重视戏曲形式与文化。20世纪30年代起，多以王实甫刊本为底本，侧重传达传统戏曲知识与文化，重视唱曲形式。后期有陈荔荔和杜威廉等译者以《董西厢》为底本，从聚焦故事情节，逐步转向内容与形式并重的阶段性特征。此外，文学案头剧与舞台剧在数量上存有显著差异，翻译策略不同。舞台剧注重“可表演性”，强调唱词与宾白口语化、动作化，关注押韵和可唱性，运用修辞与科诨手法；案头剧着重于文学价值传递，致力于再现原作音韵、结构、意蕴等方面的审美特质，为读者营造优美的阅读体验。

　　再者，国内外译者数量不均。在28部英译中，国外译者完成16部，华人译者与国内译者仅6部。后者因精通双语、熟悉中西文化，成为重要译介力量。基于市场销量与读者反馈，《西厢记》英译本中，奚合译本及熊式一的舞台剧译本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就译者模式而言，独译本21部，合译本7部。在舞台剧翻译中，译者需要进行深度合作，力求维系唱词语言的通俗特质与诗性韵味，最大限度提升译本在目的语中的接受度——既要保证唱词典故的精准性，又需实现其在海外传播中的良好效能。

　　中国戏曲的国际传播是一项综合性工程，不仅涵盖翻译策略与方法，同时也受制于底本选择、译本发行及流通，需综合考量以提升海外影响力。

　　其一，应着重考量戏曲翻译底本。底本关乎翻译内容，译者当选取既能彰显中国戏曲文化精髓，又能引发西方读者兴趣的文本。恪守“挑选重于翻译”原则，确保译文的可接受性与传播力。不同翻译目的会影响底本选择：沈广仁关注舞台效果，选取李日华版舞台剧本《南西厢记》，因其尽显明代文人的审美风尚；熊式一则以金批本《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为底本，但因其侧重思想内涵、较少考虑舞台效果，译本舞台演出效果不佳。

　　确定翻译底本后，受制于舞台演出，译者需对妨碍观众理解的部分进行改写，有时甚至删除部分情节，以此保障最佳观演效果。沈广仁出于对青年受众审美考量，对原剧情节关目重新调整，精简唱词与韵白，并融入丰富喜剧元素，使舞台呈现极具感染力。反观熊式一在《西厢记》英译中，未沿用其于《王宝川》翻译时的改编手法。尽管熊氏译本在忠实性和可读性方面表现突出，且获萧伯纳盛赞其可与西方中世纪戏剧比肩，但由于对舞台元素重视不足，其舞台呈现未能引发广泛共鸣。

　　其二，注重戏曲翻译中的译者选择与多方合作。译者模式影响翻译效果，文学外译有本土译者、汉学家、华人译者、中外合译四种模式。汉学家凭借其对母语的娴熟驾驭，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精深造诣，既深谙海外读者的阅读期待，又认同中国文化。他们在积极投身学术研究的同时，与主流刊物及出版社保持良好的互动。然而，受个体审美偏好及语言文化差异影响，其翻译中易出现文本误读。以汉语为母语且旅居海外的华人群体，既能精准把握原作的内涵，又熟知海外读者的文化需求及出版流通机制，也是理想的译者模式。中西译者合作的翻译模式在文本转换与传播推广环节，能够有效保障译本的语义准确性与接受度，但需解决主导权和翻译理念差异问题。

　　戏曲翻译需译者与多方合作。译者完成戏曲翻译后，应充分权衡戏曲艺术特质、受众审美等演出关联要素，对译文优化与创造性改编。译者多为某领域专业人才，需与图像设计者、动漫创作者、本地化人员合作，采用多模态符际翻译策略，探究各模态符号意义呈现机制，以让戏曲内容最大程度契合目的语国家的规范，同时顺应读者的阅读心理与习惯。

　　其三，瞄准西方目标读者，推动正面评价。译者需明确“为谁翻译”，欧美读者涵盖研究人员、学生等专业受众，以及偏好趣味性与通俗性的普通大众。关于翻译策略，国内学者有异化与归化两种主张：前者强调适度使用中式英语，以推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后者倡导本土化策略，增强目的语读者对译作的亲近感。戏曲作品出版后，能否吸引学界关注、收获权威书评机构的积极反馈至关重要，这直接影响欧美语境下戏曲作品的舆论走向，左右着国外读者的阅读偏好、解读方式与价值评判。

　　译者应重视读者的审美取向，根据不同读者群体特征，选择全译或节译、电子或纸质版，要确保译文使用纯正、流畅且规范的英语。此外，推动读者参与到图书出版流程；邀请专家学者发表学术书评，并在大众传媒平台上发表相关评论；鼓励出版机构在目的语国家设立专项推广与分销网点，策划并开展读者互动交流活动，以最大限度积累读者的积极反馈，达成高效宣传推广之目标。

　　其四，强化戏曲译本的出版与流通。国外一流出版社能精准定位读者、进入主流销售渠道，解决中国戏曲海外传播时渠道不畅、版权贸易机制缺失等问题。需要搭建集译介、传播与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平台，采用政府扶持、与海外出版社合作及市场化运营模式，国内出版社亦可通过兼并或收购的方式，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开展图书策划、组稿、出版等业务，注重资源的合理调配与优化整合。促进译者与海外文学代理机构、出版经纪团队合作，通过举办国际图书展等活动，创新版权输出模式，加速多媒体融合进程。此外，深度开发海外市场，强化与国外线上图书销售平台的协作，利用国内数字出版技术在国外建立数字移动图书馆。在出版形式上，推出电子英译本，开发图书软件、新媒体图画书，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互动体验，吸引国外读者。

　　总之，《西厢记》英译经验为中国传统戏曲海外传播提供了诸多借鉴，助力中国戏曲故事在海外“走出去”“走进去”的同时，“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