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兴起、发展和繁荣，无疑同著名哲学家罗尔斯出版的鸿篇巨著《正义论》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密切相关。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也以社会正义为研究主题，以各种流派关于何谓正义的持续争论为理论主线，以正义思想中的平等问题为理论交锋点，勾画和展现了一幅有关社会正义的思想画卷和理论图景。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理论批判的不断深入、新理论的不断出现，这幅理论图景还在不断延展。透过这幅图景，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在罗尔斯确定的平等主义理论之后，随着平等主义的自我推进和反平等主义的尖锐批判，平等主义推崇的平等价值将在西方正义理论的坐标系中居于何处？更进一步讲，平等主义之后的正义理论图景是什么样子呢？这样的追问将我们带入对当代西方平等主义理论的重大问题及其发展趋势的反思之中。 

　　平等主义的自我挫败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理论主题是社会正义，但核心问题却是平等。罗尔斯主张“正义总意味着某种平等”，这不仅从观念和制度上使得平等成为正义的时代内涵和理论要求，而且社会经济的各种不平等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在这一理论视域和框架下，平等不仅是当代西方正义理论关注的焦点，也是平等主义的“理论高原”。然而，即使平等是平等主义者共同认可的价值，也并不意味着人们在所有问题甚至是基本问题上立场一致。其中的关键是，不平等主要意指什么？应当建构何种形式的平等原则，采取哪种制度安排来解决不平等？这正是使思想家殚精竭虑的问题，也是引发学术大辩论和大讨论的根本问题。 

　　就像人们所说，平等主义的争论不在于“为什么平等”，而在于“什么的平等”。“什么的平等”即思想家所说的“平等的通货”，而关于通货的不同理解，既推进了平等主义的发展和正义理论的深化，同时也将关于通货自身的争论所内含的问题充分展现出来。平等主义的奠基者罗尔斯是以“基本善”作为平等的通货，以此来衡量社会的不平等，并识别社会的最不利者。由于基本善的特殊性质，三组基本善中的自由和权利、权力和机会都可以做到平等分配，唯独收入和财富要按照不平等原则即差别原则分配。按照这个逻辑，罗尔斯所说的不平等主要是在社会经济领域，而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又可以简化为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重心是以分配平等的方式来解决经济的不平等。

　　罗尔斯的平等理论引发了众多平等主义者的尖锐批判。很明显，收入和财富仅仅是不平等的一方面，而更多的不平等问题同收入和财富无关，也是靠收入和财富的平等分配无法解决的。对于一个失能的人而言，无论社会给予其多少财富都无法改善和提升他的福利感受和实质自由，而一个无所事事的懒汉就更不应该被分配更多的利益。个人能力、选择机会、对福利的不同感受和责任态度等都可能影响人们对平等的认知。基于对不平等问题的不同理解，当代西方渐次兴起的各种平等理论如“资源平等”“能力平等”“福利机会的平等”以及“优势获取平等”都是对罗尔斯基本善平等的批判和替代。在这些平等理论中，每一种理论都牵涉到平等的通货问题。通货应该是资源、能力、福利机会还是优势？平等主义者争论不休。

　　平等的通货之争不仅是哪些东西可以被视为可平等化的“物”之争，更是有关平等理论的范式之争。将平等的通货之争放置于整个平等主义的发展谱系中，最重要的两大理论问题就此展现出来。一方面，平等主义对通货的理解越来越趋向理想性，这将导致其理论的可行性大幅降低。可以说，单独抽取任何一种形式的平等通货，无论是资源、能力、福利机会还是优势，都能对罗尔斯的基本善构成有力的批评。这些平等的通货也更加能体现平等主义的理想，即严重的不平等不在于收入和财富，而在于更加重要的层面。因此，后来的平等主义理论更多从规范性去理解不平等的根源和表现形式，在通货的界定上比罗尔斯的基本善更具理论优势，从理论批判的效力上来说也更深刻。然而，任何一种形式的平等理论都受可欲性和可行性的约束。从可行性来说，社会制度如何实现这些通货的平等分配或平等理想，这些理论大多语焉不详。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制度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这种平等。

　　另一方面，平等的通货之争将导致平等主义自身的理论挫败。平等的通货之争表明平等主义者在平等的理解上并没有形成共识，而不断出现的平等理论只能扩大人们关于平等的认知裂痕。若平等的通货不可能成为人们的共识，那么，我们又该以何种方式来标识并解决社会的不平等呢？这不是哪一种平等理论的问题，而是平等主义争论导致的整体性问题。是否有对平等的通货更好的界定？从罗尔斯之后的平等主义理论发展来看，似乎很难实现。如果人们并没有形成有关平等通货的理论认知，实际上也就缺乏有关平等实质问题的共同理解和切实的解决方式。相应的结果只能是使平等问题流于形式，即人们在名义上认可平等的价值，在能够做到形式平等的领域保持一致，而对于实质的不平等问题则产生分歧对立。对于平等主义者的理想信念和实践愿景来说，这无异于是一种理论上的自我挫败。

　　平等主义之后

　　平等主义的自我挫败揭示了西方平等理论的内在困境，而反平等主义的理论批判则加深了这一困境。虽然平等是当代西方正义理论的核心问题，平等的理念也左右着人们的话语框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理论家都会赞同平等，相反，有人持有坚定的反平等主义立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立场是资格正义和应得的正义。资格正义以权利为基础，以极端自由主义的立场旗帜鲜明地捍卫自由而拒斥平等，其所塑造的自由与平等的尖锐对立不得不使人们在正义的框架里重新审视平等的价值。应得的正义不仅是传统正义观的当代再现，而且它符合人们的日常正义观念，许多思想家给予了大量的理论辩护。应得与平等是完全不同的正义观念，二者相互否定。平等主义在通货上引发的自我挫败和反平等主义的理论批判，这种双重性的理论诘难最终将罗尔斯以来的西方平等主义推向了理论质疑的中心：平等的价值安放于何处？是沿着平等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还是开辟非平等主义的理论进路？这些尖锐的问题将我们引向“平等主义之后”的理论思考。

　　将平等的价值安放在正义体系中的不同位置，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平等主义与非平等主义的理论分野。对于平等主义来说，平等具有内在的价值，平等是好的，而不平等是坏的。平等在正义的价值体系中也占据重要位置，它是评判社会正义与否的主要标准。就此而言，平等主义者希望人们把平等视为应该追求的最重要的道德理想。然而，平等主义者的理论辩护方式始终无法避免“向下拉平反驳”的指责，而且平等在正义的价值体系中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价值。平等主义遭遇了理论困境，但是社会不能否认平等。罗尔斯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问题置于人们的理论视野之中，并将社会最不利者视为平等的参照点，平等的理论和实践才具有了可能性。否定平等的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它既会加大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又会使得社会不利阶层的地位和利益失去了改善的可能。

　　若既要承认平等的价值，又要废弃平等主义的理论路径，一种非平等主义的理论思考也许是平等主义之后的理论选择。非平等主义者认为平等的价值不在于内在性，而在于工具性。非平等主义者不再执着于类似平等的通货之概念，而是以广义的利益或福利来代替。他们也不再以比较性视角来看待社会最不利者或人群之间的差别，而是直接将最不利者的利益满足置于优先地位，或使每个人的利益都达到某种“门槛”作为正义的首要问题。这种正义的实践能带来不平等的改善，能够实现某种程度的平等。平等是正义实践的结果，这就使得平等同其他价值能够相容。也许，非平等主义是平等主义之后发展出来的理论形态，预示着平等主义之后的正义理论发展趋势。非平等主义能够有效地避免平等主义的问题，但非平等主义自身的问题并不比平等主义少。平等主义之后的理论建构，依然是未竟的事业。

　　综合来看，当代西方正义理论探讨的问题主要是社会基本结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制度正义。在当今形势下，从家庭正义、性别正义、文化多元主义，再到全球贫困问题、资源问题与气候问题，无不体现出全球正义理论问题的新变化，也促成了新的正义理论的产生。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正义理论上有着自己重大的理论贡献。其中，共同富裕理论可以被视为在分配正义理论上的新贡献。共同富裕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且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它对如何克服现代社会两极分化的痼疾、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和推进全体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都有着独特的理论论述和制度实践。对共同富裕的理论研究，将会是今后正义理论研究深化的着力点。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