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追问“艺术”的真理,始终聚焦于中介物,并为此设置了一个逻辑前提条件——艺术在现实性的基础上才能存在,这个现实性即作品和艺术家。由此,不难看出,他追问艺术的逻辑开端即为“媒介”。海德格尔在第一部分“物与作品”中首先确立了艺术作品“物”的身份,并由“物”出发探究“存在者的存在”,分别从纯然物、器具物所指向的“现实”物和作品中呈现的“现象”物两个媒介层面,论证了“艺术就是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中”,佐证了艺术生成的过程性逻辑。从表面上看,这一过程性逻辑是在追问艺术,实质上隐含着海德格尔独特的媒介思想——物本体。
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艺术作品是特殊的物,是实现艺术的物,而这个“作品”物又是通过物因素构建出来的,可谓之“存在者的存在”。为此,他通过对以往“物”观念的批判,深入追问物本体,推理出“作品”物不是一般物,而是具有“别的东西”。不难看出,其追问艺术的宏观逻辑聚焦于对物媒介的考察。正如其所言:“作品中唯一的使某个别的东西敞开出来的东西,这个把某个别的东西结合起来的东西,乃是艺术作品的物因素。”可见,“物因素”即构建“作品”物的媒介。
海德格尔通过批判已有的关于“物”的认识和知识,逐步指向物媒介中“别的东西”。首先,对物是特性的集合的批判。海德格尔从“纯然物”出发,肯定了艺术作品物的物性,他认为排除有用性的纯然物的物性,为描画艺术作品中“别的东西”奠定了基础。而当纯然物的特性被定义为语言层面的词语,物被定义为物的特性的集合,成为“知识”,经过语言翻译的局限传播,上升为物的“尺度”,并把这种具有结构性的语言尺度转嫁到物上面,最终成为一种“习惯”,实际上阻碍了物本质的呈现,也即遮蔽了作品的本源。其次,对物是感性之物的批判。海德格尔认为把对物的感知赋予物,构成“多样性的统一体”,如同上述“物是物的特性集合”一样,未真正显示出物本身。他认为,“物本身要比所有感觉更切近于我们”,上述两种对物的认识,都使“物消失不见了”,即未触及物本身,在一定意义上扰乱、遮蔽了物本质。海德格尔提出:“物本身必须保持在它的自持中。”由此,引出了对“物是有形式的质料”的批判。看起来海德格尔是借助这一逻辑确立了艺术作品的物之物因素,实际上却指向对该观点“泛指”属性的批判,即任何物都可以套用这一概念。这样一来,艺术作品不就被归为普通之物了吗?他以“器具”为例,考察了形式和质料的关系,认为在器具中形式规定了质料,即形式是第一性的,形式与“有用性”直接关联,而正是“有用性”消解了物本身,使物被掩埋了起来,扰乱了物之物存在。
如上所述,海德格尔认为三种关于“物”的流行规定,长期以来构成了一种先入之见的思维方式,阻碍了对物之物因素的发现,是对物“无度的僭越”。为此,必须阻止这些先入之见进入对作品的定义,“让存在者如其所是地存在”,即探究作品之作品因素。他的逻辑是通过剥离那些关于“物”的不准确认识和知识,使“物”真正得到“敞开”。这一逻辑把对物的认识逼向一个敞开的出口——揭示物本体,同时也构建了“作品”物。由此可见,海德格尔对艺术的追问根植于对“物”媒介的透析。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息”,这一观点与海德格尔聚焦物本体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果把艺术看作某种“讯息”,“物”就是媒介,那么对“物”的追问是否就揭示了艺术作品的全部呢?显然并非如此。海德格尔认为,还应该借助“器具”物的思维逻辑去追问作品的“现象”物因素。
海德格尔批判了三种关于“物”的流行规定之后,走向了对“现象”物的分析。他借用器具的概念范式,追问“器具之器具存在”,以明晰“作品之作品存在”。他以梵高油画《农鞋》为例,通过对梵高绘制的“农鞋”的“现象”物描述,通达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从而揭示器具的存在。首先,海德格尔从器具的有用性出发,认为有用性规定了器具的形式和质料,此时器具的存在就是它的有用性。它越有用,它在有用性中就越“成其所是”,其物因素则越被隐藏起来,即物本质消失在有用性当中。农夫通过鞋的有用性来把握世界,当鞋逐渐被磨损,有用性逐步减退,直至消失,鞋就成为纯然的器具。反观艺术作品,它的“可靠性”何在?其既非纯然物,亦“无用”,按照“器具的器具存在”的逻辑并不能揭示“作品的作品存在”。但对“器具的器具存在”的揭示使我们直面鞋的存在,进入“另一个天地”。海德格尔认为,通过这幅描绘鞋的油画,器具的器具存在才显露出来,使“存在者进入它的无蔽之中”。他把这种 “无弊状态”的出现称为“真理的发生”,并认为其是自行设置入作品当中。由此可见,“现象”物是窥见物本质的媒介。此外,海德格尔还批判了艺术之美学的观点,认为真理区别于美,否则会坠入艺术“模仿说”的圈套。梵高油画作品《农鞋》的本质是“对物的普遍本质的再现”。对此,海德格尔进一步以诗之现象分析,揭示诗的本质不是描画现实物象,以此说明“物”是探究真理设置的媒介,呈现了“现象”物呈现“作品”真理的逻辑。
海德格尔基于已有关于物的认识追问艺术的逻辑。他以“物”证“物”、以“现象”推“真理”的逻辑,根植于媒介,聚焦于“物本体”,重新认识了“物”。正如赵奎英所言:“艺术作为真理发生的方式,可以对物进行拯救。”但是海德格尔“物本体”的论证逻辑,一定意义上否定了艺术作品的现实有用性,也否定了器具的艺术性,使得器具与艺术、艺术与有用性之间断裂开来,在塑造了艺术作品的神秘性的同时也使艺术深陷“孤独”。
(作者系湘南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