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中共根据地主要分布于西北、华北、华中和华南等几大区域。各根据地因地理环境、敌我力量对比之不同，在政策执行、干部配备、民众动员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从宏观层面论述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共基层干部群体的生成模式、养成机制、整改内因，以及在革命战争年代所扮演的角色、地位、职责、作用，或可深入探讨不同历史时期中共基层干部群体所肩负的不同的历史责任与时代使命。 

　　以“村政民选”选拔中共基层干部 

　　“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它既源于中共对近代中国具体国情的深刻理解，更源于中共对占全国总人口90%以上的中国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怀。然而，如何才能实现对农村和农民的真正领导，实则离不开一大批忠诚可靠且德才兼备的基层干部。那么，抗战年代中共是以何种模式选拔基层干部的呢？综观这一时期中共基层干部的生成模式虽纷杂多样，但“村政民选”脱颖而出。它既是抗战时期中共动员和组织民众，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政权的主要方式，亦是近代中国民主建设历程中极为重要的实践活动，更是中共基层干部生成模式的重大变革。自此而后，以传统的土地占有关系为依托的乡绅权势在这一基层行政体系的变革中悄然退出，以群众领袖为依托的新的乡村精英——中共基层干部开始占据乡村社会治理的高地，一种全新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以“星星之火”之势席卷了中国古老的乡村大地。 

　　“村政民选”不仅将民主的理念输入偏僻闭塞的乡村地带，而且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乡民的参政热情。然而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村选活动仍未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乡村治理模式，民众对于民主的概念仍局限于表面的认识，甚至很多基层干部也仅仅将民主建政的意义归结为革命动员的需要。尽管如此，20世纪40年代的村选活动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促进了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激发了广大民众对于民主的期望，引导了乡村民众积极参军，进而成长为巩固革命根据地政权的中坚力量。 

　　在“三三制”政权中确保党的领导 

　　为了进一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推行“三三制”，即在政府工作人员的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它的方针和任务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保证抗日各阶层人民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及镇压汉奸反动派。当各阶层人民内部发生利害冲突与斗争的时候，它就去调解这种冲突与斗争，注意使工农的要求能够满足，同时又照顾到抗日的地主与资本家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讲，“三三制”不仅是符合全体抗日民众利益的政权组织形式，“还是锻炼我们的党，我们的党组织，使之真正成为全体抗日人民、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的代表者，成为引导他们走向胜利之路的带路人的必须途径”。 

　　那么，中共党员干部在人数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是如何确保其在“三三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的呢？在中共领导人看来，唯有不断地提升党员干部的业务素质，加强党员干部的团结。依此而言，20世纪40年代中共实行的简政运动，并非单一的缩减政府机构，减少干部人数，亦非单纯的应付日军的“扫荡”和自然灾害的压迫，实则是中国共产党在严酷的革命战争年代对党员干部因材施教的一次探索性改造，其目的是通过简政的方式来提升和锻造出一大批忠诚高效的“精英干部”。 

　　“土客之争”与中共基层干部的在地化 

　　抗战爆发后，一大批心怀革命理想的知识青年奔赴中共敌后战场，成为中共基层干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出身背景、文化教育、认识水平、革命理念等的诸多不同，在中共党员干部中逐渐出现了以出身论“党性”的新干部和老干部。一般而言，把抗战之前就已参加中共革命的工农干部称为老干部，而把抗战爆发后参加中共革命的知识分子干部称为新干部。从理论上讲，无论是功勋卓著的老干部，还是心怀革命激情的新干部，都是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走在了一起，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干部，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却因“身份特征”的不同而分歧不断。 

　　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因出身、教育、眼界、革命观念等诸方面的不同，对于同一问题的认识和态度亦歧见甚深，其结果是：知识分子干部认为工农干部出身老土且认识浅薄，原则性、革命性不足，乡土气息、宗族观念浓厚；而工农干部认为知识分子干部不接地气，好高骛远，善于纸上谈兵而无实践基础。新老干部之间的相互抵触和不认同，使得根据地诸多工作不能贯彻执行，降低了基层干部的工作效率，破坏了根据地干部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那么，如何在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之间寻找平衡，达成统一，实现团结呢？中共的原则始终如一，即坚持不懈地教育和改造，并努力完成基层干部的在地化。中国的革命不仅需要老干部的持续努力，更需要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的参与和奉献，唯有对这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进行培养和改造，中共基层干部的整体素质才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基层政权运行中中共基层干部的成长 

　　中共基层干部的成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他们的革命信念也是在不断的思想教育和革命运动中逐渐形成的。如在20世纪40年代中共推行的减租减息运动中，中共党员干部虽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出身农村且深受乡土文化熏陶的中共基层干部在思维观念和行为习惯等方面仍摆脱不了乡村社会传统观念的束缚，在涉及乡亲、血亲和自身利益的减租减息问题上，出于认识和“面子”等诸多原因，陷于党性和乡土传统之间，纠结于执行和放任之中，以至于在减租减息运动中不得不扮演着多重角色。尽管如此，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工作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土地使用关系，摧毁了封建的土地占有观念，改变了乡村社会固有的人际网络，使得千年未变的乡村社会开始发生剧烈的变革。同时，减租减息的推行也使广大老百姓切切实实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因而更加珍惜根据地政府的领导，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利益。这种理念与利益的双重引导，使得根据地民众的拥军参军运动空前活跃，而这种良性的干群关系也为中共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纵观20世纪40年代中共革命的历史轨迹，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战争年代培养出一大批忠诚高效的基层干部，一方面缘于中共的土地革命使得千百年来受压迫的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安身立命的生存资本，极大地激发了农村青年踊跃投身于革命事业，为中共基层干部的扩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广大基层党员干部不间断的培养和改造，使得中共基层干部能随时聆听党的心声，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及群众的意愿。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对党员干部的培养和改造不仅与中国革命、建设相始终，而且渗透于中共基层干部执政实践的点点滴滴。无论是构建中共基层干部生成模式，还是解决其内部的“土客之争”；无论是解决党员干部自身的生活问题，还是建立基层干部困难家属的救助机制；无论是抗战时期的“三三制”，还是整风审干运动，都反映了中共对基层党员干部群体养成的高度关注。事实证明，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基层干部的养成机制是卓有成效的。纵观中共基层干部养成的历史轨迹，中共对基层党员干部的培养和改造贯穿于中国革命的全过程，其间的曲折也充分证明了中共党员干部队伍的养成是一个长期不懈的艰巨工程。 

　　（作者系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