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如果把改革开放后突飞猛进的城市扩张、建设和现代化称为中国城镇化的“上半场”，那么，在城镇化率超过65%、经济进入“新常态”、城市建设重心从增量转至存量的当前，中国的城镇化进入“下半场”，正在从“物”的、“量”的城市转为“人”的、“生活”的城市。

　　　找回城市的灵魂：城市更新的人文生活转向 

　　史无前例的城镇化进程构成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的缩影。当前，在国内环境上，原有大规模的开发型城市更新模式面临一系列结构性约束，如对资本有吸引力的土地储备缩减、政府内部运作规范性增强和社会力量崛起等。在全球视野上，“独异性社会”的兴起使人和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凸显，以赋予城市空间和居民生活以文化、情感、伦理意义的方式制造城市与众不同的形象和体验成为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构成当前“体验经济”中的重要一环。

　　在此背景下，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城市更新向“存量”和“人文”转型。在空间上提出“控增量、促减量、优存量”，并细化至“积极推进社会存量资源改造利用”“实施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在文化上提出“要注重人文城市的建设，体现人文特色，强化文化服务功能，形成多元文化，提升文化品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在人的层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力推进“共建共治共享”和“治理共同体”建设，将包括居民在内的多元社会力量纳入政策视野。

　　这一系列举措表明，当前的转向希望将“人”及其“日常生活”带回更新进程，并尝试以一种更系统的方式协调空间与人、经济发展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这既是对早期“只见空间不见人”的城市开发模式的反思，也是对日益崛起的社会力量的回应，更是对建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持续探索。在相关政策的更新迭代中，“着力构筑公共文化新型空间”成为融存量空间活化、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创新三重目标于一体的综合领域，也成为进一步推动城市人文更新的重要抓手。

　　但难点在于，在过去三十余年飞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原有的公共生活在变革中消失。尽管下半场有了将“人”带回来的意识，多方政策为建构新型公共空间大力提供制度支撑，但腾退出的存量空间并不能自然转化为公共空间、孵化出公共生活，不足以破除“公共空间不见公众”的困境。

　　如何找回城市的灵魂？即如何真正把“人”带回来，在激发人与人日常互动的意义上重建公共空间，实现城市的“活态保存”，这是城市更新进入下半场要面对的关键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空间不仅是物理的，更是人和生活的。在此意义上，重建公共空间的本质就是重建街区生活，需要修补社会肌理，搭建不同群体交流场景，促发社会活力再生。只有以一个更综合的、实践的视角来理解公共空间，将其作为撬动城市更新、凝聚各方力量的抓手，才能使被早期商品化抽空的城市空间和日常生活再度丰满和灵动起来。

　　以公共空间为方法：新型城市生活方式营造 

　　城市不只是建筑、人、商品等众多单个元素的总和，还包含了把这些元素联系在一起的媒介，而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正是连接这些独立的功能“孤岛”之间的“介质”，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发展水平以及人民的生活品质。当前，在一些成功案例中，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作为城市“会客厅”带动城市更新和社会发展的枢纽角色初显，一种以公共空间为方法营造新型城市生活方式的可能性正在浮现。

　　首先，归集可作公共之用的物理空间，作为活化基础。在一些地方探索中，属地政府尝试作为牵头单位，在街区层面整理不同产权形态的存量空间、建立空间资源库，并在产权方、运营方和相关部门之间穿针引线，针对具体空间的具体问题沟通协商，讨论公共用途与特定产权属性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促成存量资源释放。其次，以释放出的空间为支点，探索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社会化运营机制，凝聚社会力量。当前，这类空间逐渐形成“主理人+”的运营方式，建构了包括小微企业、对城市议题感兴趣的研究机构和公益组织等在内的“伙伴网络”。这一可以不断向外延伸的“空间—主理人—伙伴网络”架构，既在探索高质量的内容生产机制，又成为城市治理触及新居民的柔性纽带。最后，以公共空间及文化活动为载体，通过共同创作、志愿服务等方式，打破原住居民和新居民之间的文化区隔，促进多元群体的碰撞与交流，营造开放、包容、流动的新型城市生活，增强社会融合。

　　因此，把“人”和“日常生活”带回城市更新中的关键在于，将街区中的公共空间从固态的实体空间转变为不断生长的枢纽平台。这意味着，要以一种过程性、流动性的思维来看待当前的新型公共空间建设，使之从“目的”转变为“手段”。其本质在于要借助公共空间建设来重塑当前城市中不同人群间沟通对话、制度内外资源对接转化的机制，建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新型生活方式。

　　探索长效机制：迈向更具公共性的美好生活 

　　公共空间是城市的根基，在古今中外都深受关切。中国传统强调“公共—私人”两者间的连通，以及如涟漪般层层推开的转化机制。尽管街区公共空间只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一部分，但因其直面“人”与“日常生活”而具有公私连接的独特意义。因此，如何摸索出扩展这个公共与私人生活之间交界面的长效机制，是中国式公共空间营造的关键。

　　不同于北京胡同、庙宇或老成都茶馆等由悠久历史自然积淀而来的传统公共空间，当前的新型公共空间建设无论是“造空间”还是“造生活”，都是通过为老街区引入多样态的新资源人为地推动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重建。因此，要注重“过程”，给予充足时间，使自上而下的“造空间”与自下而上的“造生活”相连接。唯有如此，不同人群间的关系和情感才能生发，并在街区层面形成更为稳固、绵密的多重复合关系，趋近自然生长的状态。

　　路易斯·沃斯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中将都市定义为“一个相对较大、密集、由社会异质个体组成的永久性聚居地”，而公共空间就是把异质个体联系在一起的地方，以此促成人们互相看到、理解差异并彼此共存。包容性公共空间建构的关键在于要有一个国家、市场、社会力量相对平衡的小环境，并积极探索三者之间的协作机制。

　　不同于大型仪式性的公共空间，社区是“家门口”的公共空间，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私人生活到公共生活的过渡地带，而在中国文化里具有边界伸缩通透性的“家”则是连接两者的关键环节。“社区”和“家”构成推动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交界面扩展的直接着力点，在社区型空间建设中调动“家”的多维度资源，既能强化人们的情感和认同，构建有温度的城市空间，又能推进家庭友好型的人民城市建设，给予“家”更多的支持和助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建设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群众生活更幸福。从再造空间到再造生活，我们看到，在对建构以人为本的新型现代化城市的持续探索中，城市更新的人文意涵正在不断深化，更具包容性、流动性的新型城市生活方式正在生成。扎根街区的公共文化空间营造，正初步成为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交界面，制造着“交往与共处的艺术”，孕育着新的集体记忆。让公共空间在日常生活之外的功能得到进一步拓展，以空间和生活为抓手推动国家发展与社会治理更好地相适应，进一步修复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断裂的部分纽带，将成为持久的努力方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