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10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郑州大学联合主办的以“比较视域中的中华文明统一性”为主题的学术论坛在郑州举行。来自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等研究领域的学者，结合文献考据、田野发掘与全球史比较，共同揭示中华文明统一性特质的内在密码及其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可能启示。

　　汲取中华文明统一性中的智慧与理念

　　在2023年6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作出深刻论述，为我们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辨识自我、开辟未来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和方向指引。

　　郑州大学党委书记李成伟表示，此次论坛全面、多层次地阐释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把握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学理性和必要性，从文明交流互鉴中获得启发，传承和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路育松表示，作为新时代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阐释发掘中华文明统一性中蕴含的智慧与理念，激活其跨越时空的当代生命力。这就要求我们从历史学、考古学，乃至哲学、政治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多领域、跨学科维度开展研究，拓展文明比较视野，既要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置于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解析，也要放在人类文明长河中加以参照审视，彰显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独特价值。

　　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社长，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纪委书记、副所长周群结合自身援藏经历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史学工作者要勇担新时代使命，早立长立学术报国之志，在历史与时代、学术与实践的互动交流中，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为树立中华民族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属于史学的智慧和力量。

　　河南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张锦表示，河南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承载着夏商周三代文明、河洛文化、中原文化的深厚积淀，是中华文明连续性最完整的实证地，用8个千年不间断的文明演进，为“何以中国”提供了最完整的注脚。近年来，河南省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河南省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项目，围绕仰韶文化、夏文化、商文化等研究领域，持续推出原创性成果，大力弘扬中华文化与中国精神。

　　开幕式由郑州大学党委副书记韩国河教授主持。

　　多维度揭示中华文明统一性

　　追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统一性的源头，思想与物化载体的双重支撑是关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考古学科特聘教授刘庆柱认为，这一特质形成于“中”与“中和”理念、“家国同构”实践，以及历代王朝对统一性的持续强化。其物化载体涵盖都城、帝王陵墓、国家工程及礼器，形而上的“中正”政治思想与“孝忠”伦理体系构成精神内核，共同熔铸“日用而不觉”的文明连续性。

　　秦汉时期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重要塑造期，其影响绵延后世。韩国河认为，这一时期的统一性表现为一体性、一致性和正统性，三者相互关联且层层递进，在都城与陵墓中尤为显著。这种统一性继承东周大一统思想，植根于三代天下观，确立了中华文明的稳定内核，成为后世王朝制度演进与融合的基石，统一性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主轴。

　　汉代以后，“大一统”观念逐渐演化成复杂的政治文化体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学院院长刘晓东分析认为，经儒家学者演绎，其涵盖“时间”“空间”“人间”三个维度，该体系通过“奠基业—正统绪—抚四夷—成治功”的实践路径，实现“四海一家”的治理境界。

　　文明的统一性离不开物质基础的支撑，农业文化格局便是重要根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戴向明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南稻北粟的农业遗存已现端倪；中期因气候好转，农业文化遍布辽河到南岭的连片区域，形成网状格局。这不仅为晚期区域文明诞生奠定了基础，更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版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祁认为，先秦“古邦”作为基本政治单元，其分类与特征可揭示历史阶段演进，为早期中华文明研究提供分析框架，深化对社会组织形态与动力的理解。

　　事实上，考古学对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探索早有积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注意到，老一辈考古学家裴文中在其《中国原始社会》讲稿中已关注中国文化的统一性，提出新石器时代文化“统一性是主要的”，且“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母系氏族社会已奠定基础”等观点。

　　从民族视角看，统一性体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逐步形成。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杨红伟提出，中华民族统一性指历史上各民族在经济依存、政治大一统、文化兼容、血缘融合中形成的共同体化过程，以及以中国认同为核心的一体性、系统性增强趋势。

　　边疆治理是统一性在空间维度的具体实践。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鲁西奇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疆与海疆治理，明晰其领有权与治理方式，展现海疆统一性。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纯艳则考察周边关系对宋朝边疆治理方式的影响，并由此更深入地分析宋朝边疆形态和边疆治理的多样性和时代特点。

　　在当代语境下，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智慧仍具现实意义。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献华表示，深入研究和总结中华文明史中的智慧，能为当代国家治理与国际秩序构建提供创新理论资源，使理论话语自主性根植于中华文明主体性之上。

　　在世界文明比较中认识中华文明统一性形成机制

　　在人类文明史的宏大叙事中，“统一性”的形成与演变始终是学术界探究的核心命题。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江林昌依托中国现代考古百年成果，结合世界文明比较，梳理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阶段：一万年来黄河、长江的地理基础，五千多年来南北农耕文化的交错融合，四千多年来东西文化带在中原的汇聚，三千多年来中国古典学的形成与创新；而汉字、雅言的政教功能与原始宗教的伦理功能，构成了这一格局延续的基本保证，清晰呈现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历史根基。

　　地理政治视角的文明比较研究揭示统一性形成机制。“古代统一文明的形成以主体民族的延续为前提，而这又依赖于一定时长的政治统一。”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易建平认为，古埃及因地理封闭、资源单一，政治统一体出现早且延续久，支撑了文明三千年的延续；两河流域资源多元与民族纷争导致政治体短暂更迭；中国虽因幅员辽阔统一较晚，但黄河长江流域孕育的超大规模主体民族具有强大生命力，通过“滚雪球”式文化吸纳形成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民镇补充强调，中国与古埃及的统一性源于地理环境、生业经济、政治制度及文化认同的协同作用，其他文明则因要素缺失难以形成持续统一。

　　在考察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同时，与会学者对其他古代文明的演化特征也展开了深入剖析。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李政揭示赫梯帝国的建立与强大，同政治制度建设密切相关，揭示了政治制度对文明扩张的支撑作用；上海大学历史学系主任郭丹彤则从思想观念层面入手，认为古埃及人的“来世观念”是其文明衰亡的根源，为理解文明衰亡提供了新视角；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白春晓对古希腊文明的研究揭示，城邦本位主义的自治性、排他性与分散性，导致其国家构建未能深入，最终被马其顿征服；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孟钟捷对比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提出德意志近代“统一性”具有现代性、多路径性与未完成性，本质是动态的理想追求而非静态现实。

　　文明史研究不仅需要具体文明的剖析，更需要对研究范式本身的审视。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恒直指“西方中心”主义叙事的根本缺陷，其线性史观将人类文明割裂为“内圈西方”与“外圈东方”，把非西方视为等待“文明化”的他者。这种线性史观遮蔽了文明的多样性与平等性，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人类共同利益书写历史，为去“西方中心论”提供了新的路径，唯物史观则为重新绘制世界文明的演化图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

　　一批青年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创新探索，拓展了中华文明研究视野。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张旭通过人骨考古与古DNA研究，揭示了新疆古代人群“隔离—交流”交织的动态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壮壮探讨了中国北方半农半牧区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中介地位。

　　此次会议组织形式新颖，每场学者发言结束后，主持人和学者展开圆桌讨论，进行积极互动，现场气氛热烈，讨论充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州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30多位学者参加此次论坛。

　　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编辑部、郑州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联合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