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6世纪，通常被对应于古希腊罗马哲学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即“后希腊化哲学”或“晚期希腊哲学”阶段。晚期希腊哲学的一大特征在于它是一种“基于文本的哲学”（text-based philosophy）。在这一时期，针对过往著名哲学家之著作的阅读、教学、解释、批评成为哲学活动的核心，因此，出现了大量亚里士多德作品的评注。据统计，在现存的所有用希腊文写就的哲学文本中，对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古代评注作品几乎占了总字数的一半。这些古代评注并不是缺乏哲学原创性的历史考据，相反，评注者通过诠释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与前人对话，将以往的哲学文本作为表达自己哲学思想的出发点，通过评注文本参与当时的哲学争论。就此而言，评注活动也是“做哲学”的一种方式，代表了西方哲学史的一种传统。

　　那么，亚里士多德古代评注传统为什么会产生于公元前1世纪呢？要考察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澄清亚里士多德古代评注传统和之前的解释文本活动的区别。诚然，在公元前1世纪之前，也存在着对于亚里士多德作品的解释活动。例如，据传亚里士多德的学生特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和欧德谟斯（Eudemus）都留下了基于亚里士多德作品的解释性文本和有关亚里士多德作品的概要。然而，就以下两方面而言，这些作品和后来的古代评注作品有所不同。其一，就形式而言，特奥弗拉斯托斯等人没有采用“连续性评注”（continuous commentary）的形式，而这种“一段原文（lemma）、一段评注”的“连续性评注”是亚里士多德古代评注传统的代表性体裁。其二，就内容而言，与其说特奥弗拉斯托斯、欧德谟斯等早期漫步学派哲学家的解释性作品是为了澄清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不如说他们的作品更多是在进一步开拓亚里士多德留下的哲学领域。然而，对于公元前1世纪以来的古代评注者来说，他们的首要意图就在于阐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尽管他们在解释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具有原创性的哲学观点，并通过批评他人的解读参与哲学论辩。

　　亚里士多德古代评注传统的产生存在以下五个相互影响的因素。第一是古希腊哲学的“去雅典化”。在古典希腊时期和希腊化时期，希腊哲学的活动中心是雅典。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主要都在雅典活动，希腊化时期主要哲学流派的哲学家同样也都生活在雅典，这些哲学流派往往有自己的“学园”作为哲学活动的机构场所。这样一来，雅典在古典希腊时期和希腊化时期就成为哲学公共论辩的空间。这种论辩主要是口头的。公元前2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雅典哲学家开始在雅典之外建立自己的学派，并从事哲学活动。尤其在公元前87年到公元前86年间，罗马将军苏拉（Sulla）攻陷雅典，这一历史事件使得雅典的很多哲学学园被毁（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和柏拉图的阿卡德米学园），哲学家不得不流散到地中海世界各地。随着哲学活动的“去中心化”，雅典作为哲学口头论辩的公共空间变得不那么重要，而公元前86年之后，雅典的漫步学派也基本上停止了活动。这样一来，原本可以通过“学园”这一机构实现的漫步学派的正统性传承受到了挑战。失去了固定的机构和口头论辩的空间，漫步学派哲学家需要在别的地方重新建立学派，通过诠释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建立一套系统的学说，强化自身作为“亚里士多德后继者”的哲学身份。

　　第二是哲学“权威”（auctoritas）概念的出现。尽管在希腊化时期的部分哲学学派（例如伊壁鸠鲁学派）中，也存在后世哲学家对于自己学派创始人的推崇和认同，但这一现象到了公元前1世纪，随着哲学活动的“去中心化”而变得更加普遍。不同学派的哲学家都开始关注之前的伟大哲学家，试图通过认真阅读“古人”的作品获得哲学思想的启示，在“古人”那里寻找“原初智慧”和真理，而亚里士多德自然也属于这样的“古人”。古代评注活动解释亚里士多德，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亚里士多德思想作为哲学“权威”的真理性。当然，尽管古代评注者的目的在于澄清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并证明他是值得被认真对待的“权威”，但这不意味着古代评注者不能批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也不意味着在评注中就不存在对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创造性发挥。

　　第三，在公元前1世纪出现了对过往哲学家（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作品的整理与“经典化”工作，这可能是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语文学工作在哲学领域的延续。但更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作品的整理与“经典化”既是“权威”概念得到重视的证明，又推动了评注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很多人认为，公元前1世纪安德罗尼柯（Andronicus）对于亚里士多德文本的整理活动是亚里士多德评注传统产生的直接原因。然而，情况可能并不是如此。安德罗尼柯的工作和公元前1世纪最早的对于亚里士多德文本的评注活动可能是几乎同时发生的。甚至在安德罗尼柯的整理工作完成之前，就已经有一些对于亚里士多德《范畴篇》的评注作品出现。因此，亚里士多德古代评注的产生并不直接依赖于对亚里士多德文本的整理，尽管二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第四，古代评注的产生是哲学教学活动的需要使然。古代晚期哲学教育的基本内容是解读过往主要哲学家的文本，而古代评注往往就是这种哲学教学活动的产物：教师可能通过评注来教授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学生的提问和讨论又能进一步完善评注作品，一些古代评注也基于学生的课堂记录而写就。这其中既有雅典的哲学学园和口头论辩传统终结的因素，也有当时使用的古希腊语的语言变化方面的考虑。然而，我们不能认为，通过解读文本来进行哲学教育是一种机械的知识灌输，相反，正如皮埃尔·阿多所言：“学生们通过评述文本，以一种既非常技巧性的，亦充满寓意的方式来学习哲学。然而，归根到底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成为更好和更有节制的人’”，“学习哲学即使通过阅读和评论文本，仍意味着去学习一种生活方式，并且实践它”。古代哲学教育形式的变化推动了古代评注的产生，但学生学习哲学“经典”的最终目的还是在于实践一种善好的生活。

　　第五，古希腊哲学的论辩传统也推动了古代评注的产生。古代评注是对之前的口头论辩传统的代替，也是不同学派的哲学家之间进行哲学对话的载体。随着哲学活动扩散到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各个角落，古代评注者通过解读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产生哲学对话与论辩的共同主题，并就这些共同主题展开论战。在公元前1世纪，无论是漫步学派的哲学家还是柏拉图主义哲学家，都对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感兴趣，各自从不同视角出发写作了评注作品。《范畴篇》成为哲学论战的平台，评注者就共同关心的哲学问题进行相互对话与论战。

　　这样一来，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哲学评注成为当时哲学活动的主要作品形式，亚里士多德古代评注传统随之诞生。亚里士多德的古代评注者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影子”，而是独立的哲学家。一方面，古代评注者需要面对自身所处的哲学传统，继承或批评前人的评注；另一方面，古代评注者需要与其他哲学传统进行思想论战，在论辩中深化对于自身哲学传统的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古代评注传统正是在这两条线索中发展起来的。古代评注传统不仅推动了希腊哲学朝向其他民族文化的传播，也深刻影响了中世纪哲学的不同传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亚里士多德古代评注传统研究”（24FZXA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与科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