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诗歌自20世纪初进入西方便在世界文学中确立了经典地位。以往研究认为，在泰戈尔诗歌经典生成的过程中，其归化于西方文化的自译活动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从更广阔的世界文化交流角度来看，泰戈尔世界文学经典的生成，并非来自翻译的单一维度，而是翻译文学作为独立系统与目的语社会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可以为泰戈尔世界文学经典的生成提供理论解释框架。卢曼认为，翻译文学作为独立的系统与社会其他系统发生沟通，翻译文学系统与外部的社会文化系统相连，受意识形态系统、文化和文学等系统的影响，产生结构化耦合。因此，可以从外部社会系统沟通和内部文本结构化耦合两个层面，考察泰戈尔翻译文学经典的生成。

　　泰戈尔自译诗歌与西方社会系统的沟通 

　　泰戈尔文学于20世纪初进入西方世界，当时的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着“西方的没落”的文化焦虑。西方有识之士预感到自身文明的衰败，主动“别求新声于异邦”，开始以别样的眼光审视殖民化过程中发现的“他者”，他们试图从东方的宗教与文学中“解决欧洲未能找到答案的问题”。而此时来自东方的泰戈尔的文学作品，恰逢其时地回应了西方的文化诉求。

　　面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接受心理，泰戈尔在诗歌主题选择上做出了刻意取舍。他的孟加拉语诗歌内容丰富，有对印度社会现实的批判，有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和国家命运的担忧，有对人世间爱与美的歌颂。然而，泰戈尔于20世纪初自译到西方的诗歌，刻意规避了印度种姓制度和民族运动等内容，倾向于选择反映人类共同情感等主题。例如，泰戈尔自译的第一首英文诗集《吉檀迦利》，取材于10部孟加拉语诗集，主要表现了对神的赞美和对人类理想世界的歌颂。这些诗歌主题为西方提供了一种精神逃遁的避难所，使他们重新感受到了工业化所丧失的真挚情感，并对世界主义的理想世界有所希冀。正如庞德所说，泰戈尔的诗歌是“身处钢铁和机械时代的我们所急需的”，它带来了“关于人与上帝、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无声宣言”。

　　为了快速融入西方主流诗学，泰戈尔在自译孟加拉语诗歌时采用删除、增加、改写等翻译策略，给译本带来形式和内容上的改变。泰戈尔的孟加拉语诗歌结构对称、韵律和谐，具有形式的对称性和审美的音乐性。然而，他自译后的英文诗歌将原来的格律体变成了散文体，取消了歌唱性的押韵模式，呈现出不依靠外在押韵格式的叙述性呈现方式：他将印度传统诗歌中的尾韵转变成无韵或内在韵、删除原来诗歌复沓循环的歌唱性诗行。这种形式上的改变更注重内在情绪流动的表达，使英文诗歌更具内在美。泰戈尔一直强调散文诗也有自己的韵律，要靠“感觉才能感受它的存在”。在内容方面，泰戈尔对印度传统文化意象和负载词进行淡化或改变，以满足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和审美需求。例如，泰戈尔诗歌中的“神”不同于西方的“上帝”，其孟加拉语诗歌中的“神”不仅是西方的具体人格化的存在，还是存在于世界万物的绝对显现。泰戈尔在英语诗歌中歌颂万物的神性，对于信奉人格化上帝的西方读者来说，会产生一种意象并置的审美效果，这正是庞德在翻译和创作中所追求的艺术手法。可以说，泰戈尔的英译诗歌选材契合当时西方接受者的心理结构，奠定了与西方社会各系统对话与沟通的基础，这是泰戈尔世界文学经典生成的外部前提。

　　泰戈尔翻译文学的民族性特质 

　　泰戈尔诗歌虽然在翻译选材和策略上契合了西方社会的需求，但这并非意味着其诗歌丧失了其民族文学的独特性。他以西方读者能接受的方式改写诗歌，使译文呈现出融通东西的杂合性审美特征，实现沟通的结构化耦合，最终凸显了文本的民族性和东方性。总体来说，泰戈尔的英译诗歌保留并强化了印度文化中“梵”的“和谐”表征：“梵我合一”的和谐情感、世事万物的和谐韵律、“爱”的和谐世界。

　　英译后的泰戈尔诗歌始终表达着“梵我合一”的泛神论思想。泛神论宗教体系中的“神”与具有无限本体的西方“上帝”不同，它具体化为世界万物，有不同的显现方式，人们从“情人”“朋友”“凉风”“花香”等客观实在中感受神的存在。诗人与神的交流与互动，表现为沉静的冥想式体验。此外，印度“神”的形象也不同于西方上帝的形象。在泰戈尔英文诗歌中经常出现“莲花”“横笛”“陌生人”等文化意象，“莲花”是东方的象征，“横笛”是印度宗教中毗湿奴的标志，“陌生人”是“神”的幻化。这些形象既能让读者感受到东西方宗教所共有的静谧气氛与神秘色彩，又能给读者极富东方情调的陌生化感受。

　　泰戈尔的英译诗歌取消了诗歌韵律的外在表现形式，呈现出自由体诗歌的现代性特征。然而，泰戈尔认为他的诗歌“并未因为用散文形式译出而有所失色”，更不会破坏诗歌内在的韵律感。泰戈尔认为，韵律不仅体现于诗歌的格律中，也体现于世间万物的和谐关系中，包括主体与客体的和谐统一、生死轮回的和谐运转。泰戈尔的英文诗歌大量选取田园牧歌主题的诗作，引发了西方读者的文化乡愁。同时，泰戈尔对自然之美的描绘，传达着主体与客体的和谐关系，无意中渗透了印度“梵我合一”的宗教思想。

　　“爱”是贯穿于泰戈尔英文诗歌的主题，诗人描绘了世间各种形式的美好的人类情感。泰戈尔认为，艺术的美来自和谐，爱是实现和谐的药方，人与人之间的爱勾勒出自由、平等、和平的理想世界。爱也存在于西方基督教教义中，在耶稣基督的感化下人与人成为兄弟。泰戈尔诗歌中的“爱”与西方的博爱之情有共通之处，能够得到西方读者的认同。然而，泰戈尔诗歌中的“爱”不仅仅指博爱，它还是人格获得最高实现的方式，“是从梵中放射出来的纯洁意识的白光”，更是“神”的显现，如《吉檀迦利》第17首：“我只等候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在他手里。这是我延误的原因，我对这延误负咎。”泰戈尔这种对“爱”的诠释与表达，为西方读者呈现出既熟悉又陌生的审美感受。总之，泰戈尔诗歌的英译文本呈现出既东方又西方、既民族又世界的杂合性审美效果，成为其文学经典生成的内在文本动力。

　　从文本外部来看，泰戈尔主动寻求翻译文学与西方社会系统间的共同点，即翻译选材与西方社会意识的共鸣、翻译策略与西方诗学规范的契合。从文本内部来看，泰戈尔的英译文本既是不同系统沟通的结果，亦是一种结构化耦合现象，即泰戈尔将西方诗学范式与印度特有的思想文化相结合，呈现出一种既印度又西方的杂合性审美感受，容易获得目的语读者的认同。因此，20世纪初，泰戈尔诗歌一进入西方世界便步入世界文学经典的行列。从世界文化交流层面来看，泰戈尔对其孟加拉语诗歌的改写是成功的，并没有丧失文本的自我文化内核，而是保留了文本的异域性和东方性，塑造并传播了正面的印度形象。反观泰戈尔世界文学经典生成的过程，可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启示：文学作品若要在异域文化中产生影响力，最重要的是需要与目的语国家社会发生关联与沟通，以目的语读者认可和接受的方式传达自我文化的独特性，从而产生有效的沟通与交流。

　　（作者系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