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2026-11-2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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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科技企业的融资状况是科技金融发展的现实基础。科技企业持有大量现金,是否意味着“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已不复存在?

  科技企业的外部和内部融资约束均显著高于非科技企业,即使用“企业利息支出/长期和短期负债的平均值”来度量融资成本。同时,科技企业现金持有量也显著高于非科技企业。面临更高融资约束的企业会显著提高现金持有比例,这说明企业普遍存在通过现金储备对冲融资不确定性的预防性动机;相较于企业平均水平,科技企业在面临融资约束时更倾向于增加现金储备,体现出更强的现金持有预防性动机。由于研发投入具有周期长、不可逆且回报不确定的特征,而IPO融资属于一次性、阶段性的资金补充,在后续外部融资环境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企业往往将IPO所募资金储备起来,通过提高现金或现金等价物持有水平进行风险对冲,以保障研发活动的连续性。因此,较高的现金储备是融资约束的体现,并不说明企业主体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当然,科技企业应持有多少现金才是合理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可以确认的是,我国科技企业仍然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科技金融的发展任重道远。

  金融服务应匹配科技创新

  科技企业为什么会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风险与收益分布呈现幂律特征,即遵循“幂次法则”:大概率产生很低的收益甚至亏损,同时小概率获得极高的收益。幂次法则最突出的特征是,大量微小事件与少数非常重大的事件并存。对于被幂次法则支配的早期投资而言,核心目标是寻找高风险背后高回报的可能性,即追求幂律分布的尾部,而长尾投资往往只能带来大量低于均值甚至亏损的项目。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十年撒一网,一网过十年”的风险投资理念。

  科技企业的价值实现伴随着信息属性的深刻演变。信息可以分为软信息与硬信息,软信息多呈现为文本、意见、判断等形态,其含义高度依赖采集时的具体情境与采集者的个人经验,难以脱离原环境进行无损传递;硬信息则是可量化的、可编码的,其解读不依赖于特定上下文,因此易于存储、传输和自动化处理。不少科技企业的价值主要取决于相应的软信息,这种信息的价值需要具有相近的经验、习惯和语言的参与方在较近的地理空间内,通过不断对话和渐进的解释才能真实完整传递。

  金融部门对科技企业的金融支持系统为什么难以建立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面对大量的软信息,一般的金融服务者面临“看不见、看不懂、不敢投”的困境。相比之下,一般企业的价值往往取决于财务数据、现金流、信用记录、有形资产等硬信息,“看得见、看得懂、信得过”,其风险收益呈正态分布,即大概率会成功实现预期收益,失败的概率有但很小。金融部门通过项目组合可以抵消潜在的损失,无论是资本市场的投资组合,还是信贷市场的分散贷款,均遵循这一机制,相应的金融支持系统也就容易建立起来。

  因此,科技金融发展的根本在于根据创新链不同阶段的信息特征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

  在创新链的早期阶段,投资的价值高度依赖软信息,需要投资者通过近距离、高频次的互动来获取难以“看得懂”的关键信息,这有赖于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资本市场等耐心资本的投入。债券、银行贷款等债务资本的风控逻辑则更天然地适用于创新链的中后端:此时科技企业已积累了大量可验证的硬信息,债务契约能够基于客观、可审计的指标进行设计,从而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与道德风险,为经营趋于稳定、处于成熟阶段的企业提供规模化资金支持。正因为如此,我国逐步构建起“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的多元化接力式科技金融制度框架。

  不同的科技金融形式,在金融范式上各有其对不同创新阶段风险收益特征的匹配性。换一个角度来讲,不同的科技金融主体对不同阶段的科技创新活动提供金融服务,就应匹配相应阶段的风险收益特征。商业银行进入创新链的前端,就必须具备风险投资人的风险与价值识别能力,承担相应的风险,获取相应的收益;风险投资主体如果形式上处于创新链的早期,但并没有承担相应的风险,也就不应获取相应的高收益。无论是哪一种科技金融主体,开展科技金融服务的关键是对科技创新活动的价值信息要“看得见、看得懂”。

  科技金融体制构建中的权责划分

  一方面是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另一方面是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的“投资难”,这里凸显的是科技金融体制构建中权责划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上交所2023年1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受理的279个IPO项目中,有153个项目设有对赌回购条款,占比约为54.8%。对赌协议作为一种较为常见的融资方式被广泛应用。

  对赌协议是指投资方与融资方在达成股权性融资协议时,为解决交易双方对目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成本问题,而设计的包含了股权回购、金钱补偿等对目标公司的未来估值进行调整的协议。通常的约定方式是,若目标公司未达到投资方的预期要求,融资方需要对投资方承担相应补偿责任,如支付现金或履行股权回购义务。但是,从科技金融体制中权责划分的原则来讲,回购协议的过度使用会导致私募股权投资的实质性价值偏离其业务本质。

  投资机构过于依赖对赌协议保障其投资安全,而缺乏对目标公司的深入了解和尽职调查,使股权投资、风险投资转变为类债权性的固收金融业务。这种做法的实质,是投资机构在无法有效识别科技创新软信息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合同条款将其转化为可量化、可追偿的硬性债务负担,以硬信息的确定性替代软信息的不确定性,这将导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名无实。回购协议的签订与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风险投资原则相悖。回购条款通常以“本金+利息-分红”的模式计价,该利息一般为年化10%。此外,回购金额还可能包括违约金、补偿款等费用。一旦签订回购协议,风险集中于被投企业,这就背离了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风险投资原则。回购协议还催生了投资短期化、避险化的严重倾向,甚至会影响部分科技企业的生存。

  2025年12月1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通过AMBERS系统向部分私募管理人推送《关于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投资条款的提示》,呼吁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设置股权回购条款时应科学合理,退出目标应综合多元,鼓励管理人与回购义务人从长计议,妥善解决利益分歧,支持企业发展壮大。这充分说明,科技金融能否助推科技企业发展,关键在于权责划分。这既是构建科技金融体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所在,更是依托科技金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务实路径。

  (作者系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编辑:梁华(报纸) 张赛(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