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2026年8月5日的“Mina直播自杀事件”，偶像在直播间不指名道姓地讲述某位粉丝让他观感不舒服的行为而被“饭圈粉丝”精准发动网络暴力，导致受害者自杀。类似地，已经是人们获取信息乃至作决策重要来源的高赞、高收藏、高评论这类“三高”文字帖或视频，以专业名义广泛塑造不特定个体的认知，进而对特定个体或组织的名誉权、个人信息等法益造成侵害。这类不对特定人或组织主动施加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等侵害行为，却能够系统性地影响不特定个体的自由意志、自主决策进而造成对特定人或组织的法益侵害结果，是否应当被纳入网络暴力的范畴呢？

　　通过梳理暴力的演进史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暴力的本质。人类的暴力史经历了从物理暴力到金融暴力再到网络暴力三个主要阶段。暴力的演变趋势是物理暴力越来越隐蔽，暴力的对象从对身体的支配走向对人的自由意志和认知的支配。而贯穿暴力史不变的主线是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不对等关系，即暴力的本质是支配型权力结构。在该不对等的关系结构中，本应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沦为实质上丧失自我决策权、具有客体性质的“非主体”。

　　物理暴力常常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的统治手段。其指的是以物理强制力作用于身体、财产等有形体，通过消灭反抗者的身体形成“杀鸡儆猴”的威慑力进而对个体或群体取得绝对的支配力。取而代之的金融暴力主要存在于工业社会，其披着文明的外衣，打着自由高于一切价值的旗帜，由发达国家牢牢掌握资本、市场和技术，形成产业链的低端锁定，再跟进法律与意识形态，进而系统性、体系性地剥夺个人、组织与国家的生存资源与发展能力，使后者陷入“不得不”或“虚假自由”的依附状态。从物理暴力到金融暴力的演变，差异之处在于暴力从消灭或惩罚身体以使被支配者丧失自由意志，到掌控生存条件以使被支配者丧失反抗意愿。暴力效果从激发被侵害者的恐惧感，到被侵害者的别无他法乃至是主动的价值认同。人类的历史也是暴力史，但不变的始终是暴力的支配性本质。施暴者通过某种力量优势，压缩、剥夺受害者的反抗能力和意愿，使其陷入被支配的、不对等的、丧失自由意志的状态或处境。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网络暴力的研究多聚焦于其由网络技术所带来的特殊性，强调其具有区别于传统暴力的技术性、匿名性、群体性特征，表明民法、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对网络暴力治理手段效用有限，为出台专门的立法铺垫了学理和法律的必要性基础。但是，强调网络暴力特殊性的弊端也随之凸显，导致对网络暴力本质的忽视。“网络暴力”这个语词的结构为偏正式。其中“网络”是发生的场域和技术手段，体现该侵权行为的特殊性；而“暴力”是属的概念，是进行法律规范建构必要性的起点。出台反网暴法的必要性应当是：因为网暴的暴力属性会导致对特定主体法益的剧烈侵害且侵害具有持久性和弥散性。该侵权行为不仅侵害特定主体的权益，还造成社会失序等严重后果。但是，传统部门法不能充分规制网络暴力，因此才需要专门立法。

　　网络暴力是暴力的权力支配结构在数字空间中的延伸。具体表现为：第一，网络暴力的支配手段不直接作用于人的身体。通过对实践中大大小小的网络暴力案件进行归纳整理后发现：一般情况下，网络暴力不存在对被侵害者的身体伤害。其主要手段是通过一系列降低被侵害者社会评价、切断被侵害者社会关系的心理威慑力以达成支配关系。第二，网络暴力的施暴主体来源于超大规模群体。这也是既有研究多以Web 3.0或Web 4.0、社会系统论等为背景和理论进行研究的原因，旨在体现网络暴力的生成基础是超大规模陌生人群体的即时性连接。网络暴力的施暴者既不是现实生活中彼此认识的个人，也不是血缘亲族等小规模群体，更不是国家机关，而是由秉持共同认知的陌生个体通过网络自发连接而成的群体。秉持共同认知的超大规模群体以非物理暴力的形式对特定的个人或组织施加主动侵害法益的行为，造成法不责众与言语伤人难以归责的难题相叠加，这一直是网络暴力难以治理的病灶。第三，触发网络暴力的行为与认知共识高度绑定。网络暴力通过情感式、故事式、科普式等强化一类观点，在短时间内达到调动群体情绪、极化众人认知的效果，构成细密的排他性认知网络而对被侵害者造成来自超大规模群体对名誉权、隐私权等法益的侵害。

　　综上所述，从暴力史的演进规律来看，网络暴力更加隐蔽的支配型权力结构源于以认知共识为特征、通过互联网相连接的超大规模群体所作出的覆盖线上与线下的共同负面评价。

　　若按照《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第二条，仅将网络暴力理解为对特定人或组织故意实施的主动侵害名誉权等法益的行为，就会错失其暴力的支配性本质。在深入理解网络暴力的支配性本质后，开篇提及的“Mina自杀案”中引发网暴的偶像、“三高”网络观点就明确应当属于反网暴法治理的范围。为便于描述和归类，本文将之称为认知支配型网络暴力。

　　从调研结果来看，支配型网络暴力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弥散性的认知操纵。典型表现为以专业为名发布观点，尽可能通过标题、话语、影音、图片等调动信息接收者情绪，并利用算法推动全网传播。某些“三高”文字帖或视频是该类型的主要表现。典型例子是2026年席卷中文互联网的NPD（自恋型人格障碍）热潮。自恋型人格障碍本是精神医学中有严格临床标准的专业诊断，却在短视频平台推波助澜下脱离专业语境进入日常生活，泛化为非精神科医生随手可贴的人格标签。要求严格的上司、情感疏离的伴侣、固执己见的父母、意见不合的网友，都被人随意贴上NPD的标签。其暴力性在于以单一的病理化框架替代了复杂的人际沟通、相处和理解。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本应亲自感受、思考的独立判断能力因固定的认知框架被实质削弱。接收信息者在全网同一套认知模板中不知不觉丧失了决策自主性，与信息发布者构成了在认知方面不对等的支配型权力关系。显然，从中获利的是推动NPD标签泛滥的产业链。该子类型的支配型网络暴力重点在于通过操纵不特定主体的认知攫取流量及其后的产业利润，其导致的弥散性侵害具有双重不特定性质，即操控不特定人的认知并对相对于操控者而言不特定的人形成法益侵害结果。

　　第二种类型是相对定向的认知围猎。典型表现为“Mina自杀案”。这种子类型中的权力结构同样也由两层构成。第一层是中心节点与相对固定的组织，第二层是该组织与被网暴者，每层都是不对等的认知支配型权力结构。组织相对特定，中心节点的主动性就可以相应减弱。相对固定的组织支撑中心节点可以通过不特定、不主动的行为引发网络暴力。中心节点及其组织通过数量优势、有组织攻击与算法排序机制等方式构筑出多数意见即绝对真理的决策支配力。此种类型通过支配相对特定组织中人的认知，以达到对特定个人或组织的网络暴力。

　　综上所述，两种形态虽然行为表现有别，但其本质都是通过支配不特定人的认知而建构起双重的不平等权力结构。反网暴法应当对认知支配型网络暴力的中心节点保留法律规制的可能性，以满足社会治理需要。将支配型行为纳入反网暴法的规制范畴，是透过网络暴力的特殊性看到普遍性、穿透网络暴力的外在行为形式以深入到暴力本质的需要。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文明史研究院副院长、法律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