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法学界开始广泛讨论人工智能是否具备法律主体资格，在何种语境下应当承认人工智能作为法律主体的正当性。部分学者征引了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认为这一理论解释了人工智能作为法律主体的可能性。按照该理论，人工智能亦属行动者范畴，能够对实践结果施加影响。同时，由于所有技术物都能够成为行动者，因此在行动者网络中，人类并不具备优先地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一些法学学者主张人与人工智能的地位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甚至在行动者这一层面，两者有可能是平等的。

　　即便该理论对于论证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尚未构成一锤定音的论据，但必须承认，在许多学者看来，它是一个巨大的激励，为人工智能作为法律主体的证成提供了一个乐观的前景。然而，这种乐观是值得反思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真如许多学者所言，为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资格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吗？为了评估这一论据的真实性与有效性，我们有必要回到拉图尔的理论本身，考察其真实想法。

　　行动者网络理论反对传统的主客二分，认为行动者必然处于网络之中才能展开自身的行动，不存在一个孤立主体式的行动者。一方面，这意味着人的行动由多方面要素构成，人不能仅依靠自身就完成一个行动。另一方面，行动者并不等同于人，一切在网络中发挥特定作用、制造出实践差异的要素都能够称为行动者。例如，减速带的存在对司机的决策产生了影响，使其踩下了刹车，那么它就是一个行动者。由此，行动者网络理论实质上是一种反主体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学说。进一步而言，行动者与主体之间并不能画等号。“因为人工智能是一个行动者，因而它具备法律主体的资格”，倘若我们支持这类论述，那么我们也应该支持减速带成为一个法律主体，这显然是荒诞的。因此，仅仅论证人工智能是行动者，并不能证成其成为法律主体的正当性。

　　倘若行动者理论建构的恰恰是一个反对主体主义的语境，那该理论对于法律问题本身是否就是无意义的？答案并非如此。在《诸存在模式探究》中，拉图尔提出了拟主体（quasi subjects）概念，它意指在各种行动中涌现出的“主体”。拟主体并非先于行动本身、有待人们去发现的独立主体，而是从某个行动或者事件中被建构出来的东西。各种行动及其网络并不归属于这一拟主体，相反，后者反倒归属于前者。该著作详尽地阐释了法律这一行动者网络如何生产出“法律主体”：各种事态之间、案件与原则之间原本是不连续的，行动者通过法律程序，对各个要素之间进行移位（shifting out）、交叉配列（chiasmus）以及重取（reprise），进而制造出了一种连续性。因此，在关系之外，不存在独立的实体。不同于其他存在模式的是，法律是唯一对自己的移位进行归档留痕的模式，通过档案、指派、传唤等形式，分散的陈述、陈述者以及各种行为被连接起来，这一连接使得各种角色被指派到其行为与物品之上，进而“他们发现自己成为负有责任者、有罪者、所有者、作者、被保险者、被保护者”。因此，尽管行动过程中不存在真正的连续性，也不存在稳定的、独立的主体，法律却通过各种手段与程序制造出了一种奇迹般的效果，“仿佛我们被绑定于我们所说和所做之事”，法律主体作为一种拟主体被确立下来。因此，拉图尔虽然反对主体主义，但仍然提供了一种构建法律责任链条以进行追责的可能性。

　　问题在于，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域下，这种追责应当如何进行？AI本身能够被制造为一个法律主体吗？

　　拉图尔关于枪杀案件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理论资源。社会对于持枪杀人事件存在两种主流态度，一方认为枪增加了杀人的概率，使得原本可能不会发生的案件得以发生；一方认为枪是中性的工具，是人的意图导致了杀人案件。拉图尔将前一立场称为唯物论立场，将后者称为社会学立场。就新近的人工智能话题而言，可予类比的是借用AI编程实行黑客攻击的事件。其两难之处在于，实行了不法行为的确实是使用者本身，但是倘若没有人工智能，那么他本身并不具备实现该行为的能力。再如，自动驾驶过程中，驾驶者本身确实没有明显的意图要伤害他人，但人工智能出了差错而导致撞车。问题在于，驾驶者本身不存在伤人意图，但如果他驾驶的是非自动驾驶类汽车，那么车祸或许就不会发生。

　　对于上述两难，拉图尔提出了一个有力的批评，他认为无论是社会学立场还是唯物论立场，都预设了一个前提，即主体与客体是固定的实体，但这一前提是错误的。如果枪是行动者1，人是行动者2，那么持枪的人既不是行动者1，也不是行动者2，而是行动者3。如果行动者1的目标是复仇，那么行动者3的目标既可能是复仇，也可能转译为无差别屠杀。有的人原先只是想复仇，在拿到枪后却想屠杀路人，因为持枪的这个行动者已经不是原先的行动者了。因此，在枪杀案件中，杀人的既不是人，也不是枪，而是“持枪的人”这一杂合体。这一区分不是语义上的咬文嚼字，它指出的是，一个行动本身是在一个杂合体网络中展开的，某个行动的责任必须由其中的各个要素来承担。正因如此，在一起枪杀案件中，应该被追责的不仅是实施了枪杀行为的那个人，还有贩卖枪支者以及在这一行动网络中的各个要素，并按照其在网络中造成的影响来分配责任。

　　总之，将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孤立主体来看待，本身就违背了拉图尔的理论语境。人工智能作为技术物也罢，拟人物也罢，始终处于一个杂合体网络之中，处于与人、与世界的交互之中，它拥有制造者、训练者、维护者与使用者，每一方都参与到行动之中，与人工智能一起构成杂合的行动者。因此，在涉人工智能案件中，应当详细考察事件本身的发生过程，明确各方责任，唯有如此，方能对人工智能的地位进行妥当安置。

　　（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