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第二任期以“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为标志的外交理念在北极地区付诸实践。2026年9月22日，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签署一项永久有效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并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军事存在，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限制条款。此举，让北极治理的走向面临不确定性。百年变局下，不仅需要重新审视美国北极治理理念从“门罗主义”到“唐罗主义”的演变逻辑，亦需厘清中国对北极治理的贡献。

　　“门罗主义”的逻辑内核是划出一个同质性的空间，将认定为异质性的因素作为对空间的威胁加以排斥。特朗普第二任期，传统“门罗主义”在其治下被赋予新的地缘内涵，演化为更具进攻性的“唐罗主义”。这一理念不仅承袭了“门罗主义”排他性的核心，更将北极视为其安全边界与资源腹地，其战略意图与地缘影响远超以往。

　　一是战略诉求从“域内自理”到“美国主理”的升级。在传统“门罗主义”思维下，美国将北极定义为“北极八国的北极”，强调“域内自理”，排斥域外国家参与。然而，这一诉求在特朗普政府“交易式外交”理念的冲击下正在发生质变，美国将格陵兰岛等北极关键地缘资产视为其直接掌控的“囊中之物”。基于此，美国所主张的北极“域内自理”正加速蜕变为“美国主理”，即美国不再将盟友视为平等的合作伙伴，而是将其视为可施压、可交易、可转嫁成本的对象。美国通过与丹麦的协议在格陵兰岛获得了“排他性否决权”，即在安全和经济准入上扮演一票否决的“守门人”角色。

　　二是叙事合法化路径从域内、域外国家的“身份区分”到制造北极假想敌意象的转变。在传统“门罗主义”思维下，美国通过区分域内、域外国家身份来排斥中国等非北极国家，其叙事基础是地理身份的差异。“唐罗主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升级，美国蓄意放大中国等国在北极地区的“威胁”，主动制造北极“假想敌”意象，合法化其霸权行径，迫使盟友承担起“阻止潜在威胁”的责任。具体到格陵兰议题，美国倾向于将其与对中俄竞争叙事相绑定，推动该议题进一步安全化。为此，美方反复渲染“敌对势力在北极地区日益增长的军事活动和战略利益带来了安全挑战”等外部威胁。

　　“唐罗主义”对北极治理的冲击在于它把北极从“国际合作与规则治理”拖向“大国地缘争夺与军事对抗”，并直接威胁到丹麦和格陵兰的主权，动摇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首先，在“唐罗主义”影响下，北极治理的“军事化”与“阵营化”态势加剧。一方面，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展开大规模军事部署，该岛正从相对稳定的后方转变为美国在大国竞争中的北极军事前沿。另一方面，协议将北极安全严格限定在“北约框架”内，严格限定非北约国家参与北极治理的权限，可能进一步削弱以科学合作、环境保护为主的北极理事会等平台的影响力，使北极事务主导权面临被拖入阵营化对峙的风险。而北约与欧洲国家也正将北极问题纳入更系统化的安全治理框架。

　　其次，中俄在北极地区的活动空间将受到挤压。美国与丹麦的协议一旦生效，客观上会影响中国在北极地区的科研及相关活动空间。而俄罗斯作为北约的既定对手，其在北极地区的活动空间则将受到更严重的挤压。

　　最后，“唐罗主义”正对国际法基本规范与既有秩序预期形成持续冲击。以交易化逻辑或安全需求为名介入盟友领土与高度自治地区安排，实质是借助实力不对称优势重塑权力边界，削弱主权平等原则，冲击“领土不可交易”“边界不可谈判”等基本国际法共识，推动国际关系进一步由规则约束滑向实力竞逐。

　　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并非源于地缘扩张的冲动，而是基于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高度关切、对北极可持续发展现实需求的真诚回应。中国为北极地区注入资金、技术、知识与市场活力，为北极国家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受惠的是北极地区的人民。中国的北极贡献，集中体现在理念引领、知识贡献、与可持续发展实践三个维度。

　　第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塑北极治理逻辑。北极治理长期受制于地缘博弈的传统思维，而中国贡献了包容性的价值体系。中国提出“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政策原则，并旗帜鲜明地将北极事务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框架。北极不是少数国家的后花园，而是全人类共同关注的区域；北极治理不应是零和博弈的排他性游戏，而应是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合作平台。中国主张在北极科学研究、环境保护、航道利用、资源开发等领域建立更开放、更包容的国际合作机制，反对将北极问题政治化、安全化。这种理念上的引领，为长期被主权争议和军事对峙阴影笼罩的北极治理注入了崭新的道义力量。

　　第二，以知识贡献夯实北极治理的认知基础。科学认知是北极一切治理行动的根基。中国以实质性知识贡献拓展了北极研究的认知边界。中国于1999年依托“雪龙”号执行了首次大规模北极科学考察，27年来，已陆续开展了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中国在北极海冰变化监测、海洋酸化过程研究、上层海洋环流机制等前沿方向上产出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识成果。尤为重要的是，中国深度参与北极理事会下设的北极监测与评估工作组、北极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组等组织的项目，中国派专家参与了包括《北极海洋垃圾和微塑料区域行动计划》在内的多项提案、报告和计划的制定。2026年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期间，“雪龙2号”为法国“塔拉极地站”实施破冰引航，并协同开展海冰长期观测。中国以长期的知识贡献为北极治理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认知支撑。

　　第三，以务实行动推动北极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在实践层面，中国的贡献更为务实而具体。中国在北极的活动不追求短期资源掠夺，而是着眼于长期合作与互利共赢。在生物资源领域，中国严格遵守北极各国渔业管理配额，支持预防性管理框架。在应对气候变化层面，中国以国内“双碳”目标的实际行动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为减缓北极变暖进程作出了应有贡献。总而言之，中国以理念启发方向，以知识奠定根基，以实践惠及发展，是北极治理体系中值得信赖的建设性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知识、制度与权力：美国参与北极事务的逻辑”（25FGJB02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极地与海洋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