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救亡的历史进程中，孙中山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教育观。这一观念主要探讨教育在救国中的作用，历经三个阶段的演进，主张教育应配合革命动员、人才培养和国家建设，并以革命改造旧教育。

　　救国要先革命而后教育，并以教育为辅助。外侮内朽的近代中国亟待救治，国家出路何在，走革命道路还是改良道路困扰着无数仁人志士。孙中山早期曾寄希望于通过中国传统社会教育——教化或教养的改良主义方法救中国。他在上书清政府及与朋友通信中均明确提到这一方法。在宏观层面，他强调教化的社会功能，“远观历代，横览九洲，人才之盛衰，风俗之淳靡，实关教他〔化〕。教之有道，则人才济济，风俗丕丕，而国以强”。在微观层面，他认为教养是向老师请教获得知识的途径，人“必待教而后学，故作之君，作之师，所以教养之也”。但在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教育救国终究是远水救不了近火。1905年，孙中山放弃教化改良救国的构想，主张革命先于教育，驳斥了严复救国先教育的改良主义观点，直言“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坚持救国须先革命。当然，革命优先不等于抛弃教育，在民主革命进程中，仍需要教育承担培养革命人才、宣传革命理论、传授战略战术等职能。正如邹容所说：“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这是革命教育的基本内容。

　　在政治与教育关系上，孙中山坚持政治重于教育。在清末，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革命，在革命先于教育理论前提下，他将政治视为教育发展的基础。“须知教育者，乃引导人群进化者也。然能令人群进化最速者果何力乎？则政治的力量是也。政治是促人群进化之唯一工具，故教育家当为政治的教育家。”就事实层面而言，与许多教育救国论者看法不同，孙中山认为近代列强“亦多有跻于强盛而后乃从事于教育者”。这表明，孙中山既反对脱离革命的改良主义教育观，又批评当时盛行的教育独立于政治的主张，在理论上坚持政治优先于教育的原则。在他看来，教育不能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教育要服从于革命大局。先革命后教育的救国论，是现实社会政治居于基础地位、重要性高于教育的逻辑与自然延伸。

　　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颁布教育宗旨、学制、法规政策，以便在教育领域巩固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国家建设培养各种人才。在革命看似胜利，建设即将开始的错觉和时代氛围下，他一度对时局形成乐观判断，重新评估教育的重要作用。

　　在回溯自身革命思想孕育过程和总结革命胜利经验时，他指出，“提倡革命，一倡百和，以至成功，皆得力于学说之鼓吹”，将辛亥革命的成功简单归因于革命学说在社会层面的宣传动员。他回忆早年经历，认为自己的革命思想萌发于校园。“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此恶劣政府必不可，而革命思潮遂时时涌现于心中。”这一表述，与其说如此前学界在论及孙中山革命思想产生地点时凸显香港这一空间地点的重要性，不如说是强调教育对革命思潮的孕育作用。

　　在他看来，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经由教育得来的学问愈加重要，“盖学问为立国根本”“非学问无以建设”。这里所说的“学问”包括革命学问和建设学问两方面，建设学问的获得以及人才培养较之革命学问，不仅重要而且需要付出更大的时间成本，因此难度更大。“建设事业，不仅要与破坏时代持同一之牺牲主义，并且要一绝大学问。欲求此种建设的学问，必须假以时期，或十年，或六七年之苦心研究，方能应用。不比破坏事业，只要不顾身命，冒险做去，即可以办得到的。”为此，他提出与教育紧密相关的“革命学”与“建设学”两个概念，反对与暴力有关的“野蛮学问”，主张与建设有关的“和平学问”。当然，这种对教育功能的期许带有时代局限性，反映出民初孙中山对教育功用的认知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大。

　　在北京政府统治时期，袁世凯特别是北洋军阀反动统治阻碍革命进程，孙中山重新揭橥革命旗帜，其教育观出现新变化。

　　重申革命的必要性，主张改造中国的第一步是革命。1919年10月，在第八个辛亥革命节日纪念会上，孙中山坚定指出，“只有革命”才是“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并解释了革命的含义：“革命两字，有许多人听了，觉得可怕的。但革命的意思，与改造是完全一样的。先有了一种建设的计划，然后去做破坏的事，这就是革命的意义。”以改造等同革命，意在重申革命第一性的同时，消除人们对暴力革命的担忧。

　　强调学问专深的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孙中山在民国建立后偏重社会教育、专门教育和学校初等教育。晚年，他开始重视高等教育，视其为国家根本大计。“教育之道，条理万端，以目前学校之未备，人才之难遇，国外大学之建议，实所以补其缺乏，应其需要，此为国家根本大计，诚不宜忽。”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革命与建设高级专门人才。其特点是文武有别，各有专攻；两类人才不分轩轾，同时进行。“武学校”即创设黄埔军校。他指出，“做革命军的根本，还是在高深学问。”几乎同时，“文学校”国立广东大学宣告开办，“大学之旨趣，以灌输及讨究世界日新之学理、技术为主，而因应国情，力图推广其应用”。

　　孙中山在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也将其作为革命教化和宣传的阵地。1923年底，他指出：“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黄埔军校与国立广东大学都主张用新三民主义革命理论教化学生、动员民众。为纪念孙中山，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中山大学，更是集中体现了革命教育的精神。1927年3月，孙中山革命战友钟荣光在国立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教育革命与革命教育”的演讲，提出革命教育就是宣传“新三民主义”、孙中山遗嘱，培养拥护革命政府的人才；教育革命就是革除旧的教育观念、驱除教育领域中的反革命势力。孙中山逝世后，他开创的革命教育被赋予新内容，其高等教育相关论述与实践被进步教育家阐释，发展为教育革命，这在近代中国革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尽管他曾高估教育的建设功能，但革命优先、政治引领教育的立场始终未变，为早期无产阶级教育学说提供了参考。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