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消灭封建军阀，谋求建立统一、富强、民主的共和国，使中华民族平等地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是其主要革命活动之一。孙中山将民主革命思想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侧重宣传民族、民权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专注于对民生主义的宣传，后因政局变化转向重新阐释三民主义，奠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思想基础，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促成国民革命，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重要思想启示。

　　谈话和演讲是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基本方式。孙中山自述，他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的思想始于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其对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也大致始于此时。最初，孙中山只能通过谈话在友人间宣传革命主张、寻找同志、集聚革命力量，时人所称的“四大寇”即是他与友人在畅谈革命理想时结交形成的。其后，兴中会、同盟会的成立与壮大，无不与孙中山通过谈话阐发民主革命思想、联络革命志士密切相关。孙中山借助谈话不仅使革命志士受到感召，投身民主革命，也使一些改良派受到革命主张影响。演讲是孙中山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另一重要方式。相较于谈话，演讲的受众更为广泛。1906年，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进行演讲，听众多达5000余人。

　　除口头宣传外，孙中山还借助论著阐发革命纲领。辛亥革命前，他撰写的论著数量不多，却对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至关重要。1905年10月20日，他在《民报》发表《〈民报〉发刊词》，正式将其民主革命思想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报刊是孙中山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又一重要途径。他非常重视报纸在民主革命思想传播中的作用。早在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与1895年香港兴中会相继成立后，他便开始借助当地英文报纸宣传兴中会的革命主张。1896年伦敦蒙难事件发生后，孙中山借助记者采访，借助英国报刊宣传中国民主革命思想。此后，报纸登载的采访、谈话、演讲，成为他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渠道。1900年，孙中山派陈少白在香港创立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1905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在孙中山的影响与鼓励下，海内外的革命报刊相继创立。

　　兴中会与同盟会的成立，既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宣传的成果，也使民主革命思想开始通过革命组织得以更广泛传播。辛亥革命前，正是通过谈话、演讲、记者采访、撰写著述等多种民主革命思想传播途径，孙中山集聚了大批革命志士，先后创建革命团体，创办革命报刊，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这也为武昌起义后迅速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终结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奠定了思想基础。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重点关注民生主义。随着南北议和、清帝退位，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认为其所倡导的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已经实现，宣称自己今后将专心于民生主义。1912年4月4日，孙中山在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政治革命已经告成，计划开始从事社会革命。此后，他相继在上海、武汉、广州、太原等地宣讲民生主义和社会革命，并提出民生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应上海中国社会党本部邀请，连续三日发表关于社会主义演说。10月27日，他又在南昌演讲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演讲，客观上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而他对社会主义的接纳，对其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随着“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的失败，孙中山开始重新审视三民主义能否实现，再次走向继续革命的道路。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两日后身亡。“宋案”发生后，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匆忙回国，揭露袁世凯窃国行径，发动了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二次革命”，但很快遭到失败。“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积极准备再次革命。袁世凯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复辟帝制，不过短短数月便以失败告终。北洋军阀相互倾轧、混战不止，政局动荡，民不聊生。孙中山积极参与护国运动、领导护法运动。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意识到南北军阀实为一丘之貉，开始重新思考中国民主革命的出路，革命思想的宣传重心开始转向“新三民主义”。

　　一系列革命运动遭遇挫折后，孙中山开始反思三民主义。1919年6月，他出版《孙文学说》，阐发“知难行易”学说，旨在统一党内思想，唤醒民众。此后，他多次发表演讲，重新阐述三民主义。特别是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在苏俄与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积极改组国民党，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系统阐释“新三民主义”。1924年1月至8月，孙中山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进行三民主义系列演讲，包含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讲。张海鹏先生指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提出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目标，赋予近代中国革命鲜明的反帝内涵；民权主义明确主张共和、主权在民，使中国的政治革命第一次获得了较为清晰的现代政治理念支撑；民生主义进一步把革命引向社会经济结构、社会财富分配和人民生活等更深层次，使“救国”与“救民”在理论上连接起来。在这一意义上，“新三民主义”超越了近代中国此前涌现的各种政治思潮，使中国革命第一次具有了比较完整的现代目标和实践方向，是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之前，具有重要实践价值的革命思想体系。

　　在新的革命纲领指导下，孙中山积极推进国共合作，持续进行革命宣传工作，推动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使民主革命思想广泛传播。早在1923年1月2日，孙中山就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扩大党本部组织，并在本部设立宣传部，宣传革命主张。1月30日，孙中山委任中共党员谭平山为国民党广东工界宣传员。4月，孙中山决定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宣传委员会。1924年1月31日，孙中山主持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监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设立宣传部，重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加强革命宣传培训工作、营造国共合作开展国民革命的社会氛围。6月29日，国民党宣传讲习所正式开办，孙中山在致辞中指出，陆军军官学校是教学生用枪炮进行武装斗争，宣传讲习所是教学生用语言文字传播革命主张，二者同等重要。8月21日，孙中山出席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学员毕业典礼暨第二届学员入学典礼并发表演讲，号召学员到乡村宣传三民主义，唤醒广大农民、争取农民支持国民革命运动。

　　总之，孙中山在革命中不断调整思想宣传重心，辛亥革命前专注于政治革命的宣传；辛亥革命后转向宣讲社会革命与民生主义；“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失败后，重新阐释“三民主义”，形成“新三民主义”，他在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上孜孜不倦。在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新三民主义”为国民革命指明了新的方向。但随着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运动最终失败。近代中国的历史反复证明，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没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