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亚大陆历史研究的学术图谱中，“内亚史观”带有严重的理论缺陷与价值偏差。它源于西方学界对欧亚大陆内陆区域历史的考察，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史学框架的延伸与变种。部分学者片面放大“内亚”影响，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新时代中国史研究须打破西方中心主义与狭隘区域视角的桎梏，构建立足中国历史实际、彰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史学自主知识体系。

　　“内亚史观”的理论偏误与现实危害

　　“内亚史观”自诞生以来，便裹挟着学术探索与意识形态的复杂纠葛，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概念模糊化与叙述碎片化。“内亚”概念自洪堡特提出以来，始终缺乏统一界定，西方学者对其地理范围的划分差异悬殊，国内学者多沿用外来定义，时常混淆“内亚”与“中亚”，导致概念边界不清。更有甚者，将“内亚”区域视为独立于中国历史主体之外的“异质单元”，刻意割裂其与中原、边疆的内在联系，把“内亚”因素塑造成主导中国历史进程的外部力量，否定中国历史发展的自主性。同时泛化“内亚性”概念，将北方民族政权及中原与内陆区域间的正常交往曲解为“内亚化”，陷入片面化叙事误区。

　　二是价值偏差化与二元对立化。“内亚史观”本质上仍延续西方史学“中心—边缘”的叙事逻辑，将“中国”置于对立方，视长城为“文明分界线”。拉铁摩尔、巴菲尔德等学者的研究虽揭示了游牧社会规律，却忽视长城内外的共生关系。东洋史学派及“新清史”学派将清朝视为“满洲帝国”，片面渲染其“内亚帝国模式”，否定元、清作为中国传统王朝的历史定位，为错误思潮提供理论借口。

　　三是研究取向歪曲化与极端化。部分学者将“内亚”从地理概念偷换为政治概念，故意制造“内亚性”与“中国性”的对立，表现出“去中国化”的错误倾向。同时，其研究只突出“内亚”区域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否认中国大一统主线与各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过度依赖西方理论框架、缺乏实证支撑，难以解释中国历史整体逻辑，也无法回应新时代边疆治理需求。近年来，部分西方学者频繁引用被曲解的“内亚史观”，歪曲中国边疆历史，否认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事实，煽动民族对立，严重破坏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

　　回归本土历史叙事

　　重审“内亚”，旨在破除既有阐释思路的片面与局限；超越“内亚”视角，并非单纯政治宣示，而是学术逻辑与现实需求共同驱使的必然选择。

　　从学理层面看，“内亚史观”秉持的农牧二元论、边缘—中心论，忽视历史演进的互渗性与关联性，否定中国历史发展中经济互补、文化互鉴、社会互动的客观事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本质上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必然，而非“内亚性”与“中国性”的静态二分。从现实导向看，“五个共同”（共同开拓疆域、共同缔造国家、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共同培育精神）理念与中华民族历史观，精准契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命题。历史研究的使命是揭示多元如何融为一体、各民族如何共创中华文明的历史逻辑。这既是学术研究的题中之义，也是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边疆治理的现实需要。打破西方传统史学理论束缚，立足中国历史发展实际重构本土历史叙事，成为当前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是从碎片化叙事转向整体性叙事。摒弃“内亚史观”割裂历史的局限，立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打破区域、民族、朝代界限，以交往交流交融为主线，将“内亚”区域史纳入中国历史整体框架进行统筹考量，实现微观史料与宏观阐释的有机结合。二是从西方理论依附转向自主理论构建。摒弃“西方理论至上”认知误区，基于中国历史本体与学术实践，打破西方史学话语垄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史学理论与话语体系。三是从“二元对立”转向“多元共生”。摒弃“内亚史观”的农牧对立、边疆与内地对立思维，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正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流，既承认历史上的民族冲突，更强调冲突后的交融共生，凸显中原与边疆、农耕与游牧的交往互动关系，还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本相。四是从“学术象牙塔”转向“重视现实需求”。推动史学研究走出书斋，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边疆治理等相结合，回应时代需求，彰显史学现实价值。

　　重塑中华民族历史认知

　　跳出“内亚史观”认知误区，必须在破立之间重塑历史叙事。

　　第一，坚守历史主权底线，明确边疆历史定位。坚决批判割裂边疆与内地的错误思想倾向，明确中国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不仅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有机单元。从先秦时期“五方之民”共天下的民族格局，到元、清两代对边疆地区的全面治理与建制完善，历代中央王朝始终将边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范畴，这种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互动、共同选择的必然结果，守护这一历史记忆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

　　第二，以多元一体理论为指引，还原边疆历史本相。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为支撑，构建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学分析框架，辩证把握边疆地区与中原文明的互动关系，既要充分肯定边疆地区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也要重视中原文明对边疆地区的深度影响。强化实证研究导向，深入发掘考古遗存与文献资料，以具体史实印证各民族共生共赢、休戚与共的历史脉络，坚决摒弃片面强调“内亚性”而否定“中国性”的错误认知，确保历史叙事的客观性、全面性与科学性。

　　第三，重塑历史叙事，构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以唯物史观与中华民族大历史观为指导，立足人民主体性，构建多元共生、一体发展的新型叙事框架，纠正将“中国性”等同于“汉族性”的认知偏差。立足中国历史发展实际，提炼契合中国国情与历史特质的史学标识性概念，推动中华民族历史书写与阐释话语的自主创新。明确从“王朝更替”到“共同体演进”、从“中心—边缘”到“多元一体”是中国史学叙事转型的核心要义。

　　第四，强化价值引领，发挥史学经世致用功能。史学研究不单是钩沉稽古、发微抉隐，更在于镜鉴经世、启迪明智。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将中华民族历史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密结合，通过系统、严谨的历史叙事，引导社会各界深刻认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总结历代治疆方略、治边经验，为新时代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内亚史观”以局部群体活动遮蔽人民群众的主体历史实践，用外在空间范式消解中国历史发展的内生性与统一性，违背中国历史客观实际。从“内亚”回归“中国”，是历史认知的正本清源：由地理决定论的碎片化叙事，回归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历史叙事，构建以人民为主体、内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阐释体系，使历史研究成为凝聚民族力量、推动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