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是北宋张载在关中创立并流传的，其后成为与周敦颐濂学、二程洛学、朱熹闽学并列的理学学派。历史上，关学经历了北宋昌盛、南宋流传、金元衰落、明代复兴、清朝嬗变的历史轨迹。在明代关学复兴中，冯从吾（1557—1627）作出了独特贡献，他的贡献可以概括为实现了关学的学派自觉。所谓关学的学派自觉，就是关学学者通过认真反思，达到了对关学深入的自我认识和高度的自我觉悟，形成了精确、明晰与系统的关学观，从而确立和强化了关学的学派独立性和主体性。通俗地说，“自觉”就是关学身份的自我确认（“知道自己是谁”），通过自我确认使自己获得了自信自强的存在感。

　　北宋中期，张载在横渠讲学时，门人甚众，一时间出现了“关学之盛，不下洛学”的繁荣景象。自北宋末年，陕西相继沦陷于金、元的统治之下，尤其是关西一带，长期处于宋金对峙前线，关学一度衰落，但其精神、学脉仍在战乱动荡中传衍。到了明代，相继出现了一大批著名学者，他们自觉振兴关学，传承横渠宗风。其中，冯从吾被称为明代关学的集大成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冯从吾一生“以兴起关学为己任”。在明代关学复兴中，冯从吾的独特贡献在于实现了关学的高度自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关学性质的自觉。“濂洛关闽”这一将宋代理学四大流派并称的说法，有一个历史过程。南宋末年的学者金履祥在《濂洛风雅》中收录了周敦颐、二程等理学家的诗，虽未提及“关闽”，但开始了以“濂洛”地名称理学学派的先例。元代宰相脱脱主持修撰的《宋史·道学传》首次为周、程、张、朱等理学家系统立传，为“濂洛关闽”的学派称谓提供了重要史学依据。到了明代，“濂洛关闽”的提法逐渐明确。思想家李贽在《德业儒臣前论》中写道：“惟此言出，而后宋人直以濂、洛、关、闽接孟氏之传，谓为知言云。” 这是目前可考的较早以地域名并称四家的文献，到冯从吾时代应已成为流行语。然而，四地域名合称学派，虽已习用，关学为其中之一，为人熟知，但关学的学派性质并未明确界定。在《关学编》自序中，冯从吾明确界定了关学性质，他说：“我关中自古称理学之邦”；又说，他著《关学编》是为了识“吾关中理学”之大略，以“关中理学”明确了关学的学术性质，实现了对关学学派性质的自觉。从此，“关学”就不是“关中之学”或“关中学派”的泛指，而是有确切含义的“关中理学”。在明确学派性质的同时，冯从吾还指出：关中理学是北宋张载“倡明”的，后代关学学者传承的是“横渠遗风”，都是“接横渠之传”，并把关学学者群体总称为“横渠诸君子”。显然，冯从吾认为，张载是北宋以降“关中理学”的宗师，他的学派自觉既有学派性质的确定，又有学派宗师的确立。

　　第二，关学道统的自觉。冯从吾不但明确了关学的理学性质，还特别确立了关学的道统地位和儒学渊源。他说，张载的理学是 “圣道中天”，继承的是“文武周公”和“孔子”的道统。他恳切而郑重地指出：“学者仰古今，必折衷于孔氏。（关学）诸君子之学，虽繇入门户各异，造诣浅深或殊，然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其不诡于吾孔氏之道则一也。”为了论证关学作为孔子之道统，他特意在《关学编》卷首为孔子的四位秦地弟子立传，意在说明关学是孔子儒学的嫡传；而且，“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充分表明了他以关学为儒学道统的高度自觉。由此，冯从吾清楚阐明了作为儒学的理学与张载创立的理学（新儒学）的共性与个性、源与流的关系。

　　第三，关学历史的自觉。冯从吾撰著《关学编》，构建了关学谱系。他梳理了关学的历史发展脉络，体现了关学历史的自觉。在《关学编》中，他以“理学”的学术性质为标准，以儒家道统为源流，记述了从北宋张载创立关学，历经宋代、元代，以至明代的关学史。他将该书的内容概述为“聊以识吾关中理学之大略”。《关学编》序言略述了各时代的关学概况，主体部分则按时代顺序，以纪传体裁，记述了各时代关学学者的生平、学行、思想和著作。

　　第四，关学精神的自觉。冯从吾在学术思想上有调合程朱、陆王的特点，但在治学精神上主要坚守和弘扬关学遗风。冯从吾对关学精神的弘扬主要体现在三点：一是以“心”统称关学精神，认为关学的传承归根到底是“心”的传承。他说：“关学编，聊以识吾关中理学之大略云。诸君子往矣。程子不云乎：‘尧舜其心至今在。’夫尧舜其心至今在，诸君子其心至今在也。学者能诵诗读书，知人论世，恍然见诸君子之心，而因以自见其心，则灵源浚发，一念万年，横渠诸君子将旦莫遇之矣。不然，而徒品骘前哲，庸哓口耳，则虽起诸君子与之共晤一堂，何益哉！”二是重申张载的使命意识。冯从吾说：“有宋横渠张先生崛起郿邑，倡明斯学，皋比勇撤，圣道中天。先生之言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谓自道矣。”三是大力弘扬关学躬行践履、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明史·冯从吾传》云：“叶向高记略称：邹先生之学，深参默证，以透性为宗、以生生不息为用，意趣似欲合禅机玄旨为一家；冯先生之学，反躬实践，以性善为主、以居敬穷理为法，识力所至，似欲尽驱二氏之学于教外。”又云：“从吾为学，全在本原处透彻，未发处得力，而于日用常行，必事事检勘，以求合其本体，故所造光明纯粹，卓然为一代大儒。”张载的“四为”使命和躬行实践学风是关学的核心精神，冯从吾对此有深入认识和充分自觉。

　　第五，关学教育的自觉。冯从吾一生在学术事功上有两大贡献，一是编著了一部《关学编》，二是创建了一座关中书院。冯从吾十分重视讲学，他认为讲学对治国安邦意义重大。在京为官时，他就与邹元标创办首善书院，《明史·冯从吾传》云：“时台长为邹元标，相与建首善书院，集同志讲学其中，益为小人所恶。给事朱童蒙、郭允厚、郭兴治遂相继疏诋。从吾上言：‘宋之不竞，以禁讲学之故，非以讲学之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经，天子经筵讲学，皇太子出阁讲学。讲学为令甲，臣子望君以讲学而已，则不讲是欺君也。倘皇上问讲官诸臣望朕讲学，不知诸臣亦讲学否？将何以置对？先臣王守仁，当干戈倥偬之际，不废讲学，卒能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惜毁誉而为此也。’遂屡疏乞归。”冯从吾回到故乡后，往当时的西安宝庆寺讲学，后在此基础上扩建，创立关中书院。在他主持关中书院及其后的关中书院承办期间，书院在教育宗旨、教育规则、教学内容和学风培育等方面都充分体现了关学的基本精神。在关中书院讲学时，冯从吾始终坚持德教为先的原则，提出“讲学即讲德”，制定《书院会约》，规定各种礼仪，着力于培养“粹然之养，卓越之识，特然之节”的真人品。他说：“学者须是有一介不苟的节操，才得有万仞壁立的气象。”

　　冯从吾的关学自觉具有多方面意义。首先，确定了关学地域学派的独立身份和儒学道统的地位，使关学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增强。其次，坚实了关中学人的精神支柱；同时，丰富了关中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提升了陕西地域文化的学术品位。尤其重要的是，推动了关学思想遗产的继承和优秀精神的弘扬，使张载的思想和精神成为后继学人的道脉和心传。光绪十九年（1893），眉县知县毛鸿仪创修“雪木祠”，亲自为清初关学学者李柏（字雪木）题写了“道继横渠”匾额，以昭其贤名。其实，“道继横渠”足以概括张载去世后，特别是冯从吾著《关学编》后，后续关学史的文化精神。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