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德国的二战史长期聚焦于欧洲战场、北非战场与太平洋战场，一直未重视中国战场。20世纪末，随着全球史研究的兴起与跨文化交流的加强，德国学者试图突破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考察中国抗战，特别关注南京大屠杀等战争暴力与上海犹太人的战时经历等问题。他们关于中国战场的著述主要可分为四类。

　　一是在传统的二战史叙事中补充中国战场的经验。这些著作往往不考虑中国当时的历史处境，严重低估中国抗战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作用。德国维尔茨堡大学迪特·库恩（Dieter Kuhn）的《在中国的二战》（1999）一书是先驱之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关于中国战场的研究空白。它考察了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武汉会战、百团大战等重要事件与战役，揭露了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时关注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军事行动。作为对德国二战史传统叙事的补充，它重点梳理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美关系走向，将中国抗战进程置于广阔的国际背景之下。

　　但是，该书并未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仍然以欧洲战场经验来审视中国战场，直接把中国与盟军的军事行动规模与结果进行横向对比，忽视中国军民实际付出的巨大努力与代价；认为日本以苏联而非中国为主要敌人，甚至武断地将中国抗战胜利归功于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军的胜利，低估了中国军队对日军的军事抵抗，忽视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历史事实。它没有区分中国抗战的多种形式，未能意识到中国军民在积贫积弱之中抗击外来侵略者的艰难程度，以及在经历了主权被践踏的百年屈辱之后救亡图存的顽强意志，过分低估了中国抗战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出的贡献。此外，对于日本法西斯所宣称的“大东亚共荣圈”“解放者”等话语，书中大多直接引用日方说法，并未揭露其侵略实质。

　　二是在战争与暴力的研究主题下书写中国战场经验。这些著作重点关注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活体实验、慰安妇等问题。1937年，侵华日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时任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办事处经理的约翰·拉贝（John Rabe）同其他在华国际人士设立了“南京安全区”，为约25万中国难民提供了庇护。在此期间，他将自己在南京所见所闻的日军暴行，以各种形式记入“战时日记”（1937年9月19日至1938年2月26日）中，这就是著名的《拉贝日记》。这部在柏林尘封60年的珍贵史料，直至1997年才以德文名《约翰·拉贝：南京的好德国人》出版，将侵华日军惨无人道的战争罪行公之于众。这位南京大屠杀的德国见证者本是一位纳粹党员，却因其在中国的人道主义行动，被塑造成了二战期间的“好德国人”形象。库恩的《在中国的二战》一书也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详细描述，同时给出了中方和日方宣称的伤亡数字，还引用了张纯如女士在南京大屠杀研究中统计的较新数据。然而，德国学者并未出版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研究专著。

　　德国学者也关注到了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的活体实验问题。蒂尔·贝尔尼希豪森（Till B?覿rnighausen）的博士论文《1932—1945年日本生物战部队在中国进行的医学人体实验》（2002）以医学史与军事史的交叉视角，系统分析梳理了侵华日军活体实验体系的形成、运作与战后处置，揭示了其反人类罪行的本质，凸显了中国战场在二战战争暴力史与国际法史中的重要地位。该书指出，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即《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反而激发了日本军医石井四郎关于“生物战”的设想，他以该战术“廉价、高效的杀伤潜力”游说军方，在东京先后成立“防疫研究所”等掩护机构，名为防疫，实为进攻性生物战研发。

　　中国战场的“慰安妇”问题也进入了德国学者的视野。《慰安妇：日军在中国与日本的强制卖淫》（2000）与《海南“慰安妇”：从南京到海南岛》（2009）等专著系统介绍了日军的拐骗与掳掠手段、军妓院的“日常”，以及这一惨痛经历对受害者造成的长期后果等情况。这些著作指出，1932—1945年，日本军队至少从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印度尼西亚、朝鲜、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以及太平洋诸岛等地掳走了约40万名年轻女性，强迫其接受日本士兵的性奴役，其中仅有四分之一的女性幸存下来，且往往因身体饱受摧残而不孕，终身都带有严重的心理创伤。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日军大多数的军用妓院都开设在中国被占领地区，中国的“慰安妇”问题却未像朝鲜“慰安妇”问题那样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三是从犹太人视角解读流亡上海的经历与原因。这些著作大多聚焦于德国与奥地利犹太人在上海的战时经历，比如，《生于上海的难民子女》（2006）和《流亡回忆：1938—1949年在上海的德国犹太人》（2017）等。当时上海处于日本占领之下，数千名欧洲难民在虹口一带聚居，获得了脆弱的生存空间。德国弗赖堡大学贝恩德·马丁（Bernd Martin）在《作为1938—1947年犹太人避难所的上海》一文中将上海界定为“避难所”（Zufluchtsort），认为日本占领当局并未采纳纳粹反犹主义的灭绝政策，其1943年在虹口划定的犹太难民区不同于纳粹划定的“隔都”。犹太人流亡上海的经历凸显了中国在二战中的人道主义形象，将犹太大屠杀记忆与中国抗战经历联系起来，打破了将亚洲视为犹太流亡史“边缘”的主流叙事。

　　与上述侧重于流亡经历的著作不同，伊夫斯·贝尔纳（Yves Berna）的《二战时期欧洲犹太人流亡中国的政治因素》（2010）一书分析了犹太人选择上海为逃亡地、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颁发“上海签证”、犹太人得以在上海生存下去等问题的原因。上海是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接纳无护照移民的城市之一。虽然进入上海无需签证与护照，但犹太人要离开欧洲前往中转国家或目的国仍需要签证。该书指出，何凤山为犹太人颁发“上海签证”的义举背后成因复杂，客观上确实为走投无路的犹太人指引了一条逃亡上海的生路。它将中国抗战视为犹太人逃亡上海的重要历史背景，但是，它与库恩的军事分析一样，依然大大低估了中国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抗日贡献。

　　四是将中国战场作为第三世界二战经验的一部分。论文集《“我们的牺牲不作数”：二战中的第三世界》（2014）将“第三世界”纳入二战史的书写框架。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人民被卷入了这场残酷而旷日持久的战争；“第三世界”不仅是资源与兵员的供给地，更是决定性战场之一，却长期被主流史学与公共记忆忽视。它将中国战场视为“第三世界”战争经验的一部分，以1937年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呈现了中国军队所面临的军力与装备悬殊等艰难处境，以及中国人民所经受的饥荒、强制劳役与大屠杀等日常性压迫与人道主义灾难，凸显了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核心地位与惨烈程度。尤尔根·纳格尔（Jürgen Nagel）的《亚洲与二战：全球战争的“另一面”》一文主张区分欧洲与亚洲的二战经验，将亚洲战场置于长期殖民史的框架之下，认为中国是日本殖民主义的主要受害者，揭示了日本作为现代殖民帝国的本质，揭露了其“解放者”话语的侵略实质。

　　总而言之，德国二战史书写中国战场时，仍然立足于本国处理纳粹历史包袱的语境，重视道德视角，尤其关注中国战场的战争暴力与犹太人问题。德国学者尝试突破西方中心论的主流叙事，越来越重视亚非拉地区的二战经验，将中国战场纳入二战史书写的整体框架。尽管仍存在许多不足与偏见，但这些著作反思了西方主流叙事只关注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军战果、忽视中国贡献的做法，愈发认识到中国持久抗战的重要意义。2020年《南德意志报》的一篇报道将中国称为“被遗忘的盟友”，强调中国战场绝不是次要战场，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前，中国几乎在独自面对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者，从未被日军完全占领；而在1941年之后，中国军队还支持了盟军在东南亚的攻势。在二战史的全球史范式下，中国抗战构成了世界各国人民团结协作、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这一宏大历史的重要篇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