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期和21世纪初，西方学术界和大众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主要还是以欧美民族国家为中心展开叙事。这种西方二战历史叙事刻意忽视东方主战场，将更早爆发的中国战场降级为一个次要战区。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中国战场仍被视为只是一个独立于二战叙事的孤立平行冲突。德国历史学家塞巴斯蒂安·康拉德认为，西方现代历史学科具有两个“先天缺陷”：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基本单位的预设，以及将欧洲经验抽象成一个普遍的发展模式。从全球史视角探讨东方主战场的世界意义，将有助于克服这两个“先天缺陷”。

　　重新定义二战起点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助长了世界范围内的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瓦解了全球贸易体系。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很快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同时，日本开始强调所谓的“神圣使命，即对抗西方的亚洲门罗主义”，认为只有通过以日本为首的亚洲国家集团，才能够维护其“生存空间”，日本亚洲大陆军事扩张主义抬头。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东方形成了第一个战争策源地。

　　将1931年作为二战起点，不仅是时间线的延长，而且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因果叙事。它更强调日本发动战争与世界性经济危机和国际集体安全体系的崩溃有关，而非只是强调纳粹侵略和欧洲绥靖政策失败的西方历史叙事。只有把日本侵华和纳粹入侵波兰等事件放在一起，才能看出欧洲战争并非冲突的开始，而是一场大规模世界战争的灾难性升级。

　　九一八事变凸显了日本在轴心国联盟中的重要角色，“策划并执行入侵中国东北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很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批主动侵略者”。因此，东方主战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紧密联系，重新定义了轴心国的起源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即以往将亚洲排除在外，声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39年的观点；同时与“其他人在埃塞俄比亚、莱茵兰、西班牙、中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尔巴尼亚的行动之间存在着直接而重要的关联”。日本亚洲扩张的野心，很快与轴心国法西斯主义勾结在一起，并在重新分配殖民地的“新秩序”下威胁着世界和平。

　　东方主战场的核心地位

　　抗战期间，中华民族奋起抵抗，与侵华日军展开坚决斗争，东方主战场的全球性地位日益凸显。中国的长期抵抗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企图，牵制了大量日军，既支援了苏联卫国战争，也支援了美国的太平洋战争，最终为盟军在亚洲的胜利创造了必要条件。

　　东方主战场的全球性凸显了全球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征，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帝国间殖民扩张及重新分配殖民地的战争。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中国战场继续独自承担抗击日本陆军主力的任务。在此期间，当时的苏联意识到了中国战场的重要意义，为避免两线作战，决定援助中国抗日，以减轻日军对其的压力。此时，德国已控制了欧洲约一半的人口，法国沦陷后，日本看到了南进抢夺英、法、荷、葡等国在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地区殖民地的“机会”。1941年，日本突袭美国珍珠港，同时入侵英属马来亚、中国香港、菲律宾和荷属印尼，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随后德意对英美宣战，中国对日正式宣战。日本挑起的太平洋战争，将这场战争彻底变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大战。

　　正是中国的持续抵抗造成了日本的资源危机，促使日本南下，这反过来又引发了美国的石油禁运，最终日本发动了袭击珍珠港事件。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战场不应被遗忘，而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东方主战场的熔炉作用

　　东方主战场的全球性也表现为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作战。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抗战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从1937年10月至1941年4月，苏联向中国提供了近1000架军用飞机，派出飞行员协助中国作战，给予中国贷款1.73亿美元用于购置武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了8亿多美元的援助，另有5亿美元的专项拨款以及美式装备。此外，民间援助也一直在进行，如法中之友社、马来西亚援华委员会、美国义勇航空队（飞虎队）等。抗日战争中，中国不仅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在中国战区成立后，中国远征军远赴缅甸，配合盟军太平洋战场反攻作战。延安则在侦察敌情、气象及地方救护方面提供合作，为盟军深入内蒙古、东北和日军在华北基地，以及建立华北地面情报站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独立抗战到同盟抗敌，东方主战场直观展示了中国战场对德、日法西斯全球战略计划的破坏，为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面创造了条件和前提；且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网络中的关键一环，东方主战场还提供了如何利用并试图动员全球市场、技术人员以及交通运输等跨国网络的具体案例，而这恰恰在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研究中被忽视了。

　　这一视角与盟军援助的跨国史研究相吻合。盟军援助包括国防援助项目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军事物资援助是国防援助的重要项目之一，通过盟军援助的路径，可以发现为中国抗战提供重要战略物资运输的滇缅公路，是如何改变了中缅边境或中国西南地区的人口结构和生态环境。人道主义援助则侧重对难民的救助、战区重建和保护被俘人员等内容。在全球史框架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项目（1944—1947），能够以非欧洲视角，解释发展项目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的。因此，东方主战场可为构建更全面的盟军援助史提供实证，且有助于更深入理解全球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东方主战场

　　中国通过艰苦的持续抗战，获得了国际认可，提升了国际地位。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成为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它承诺继续“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并且指出“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属于“中国之领土”。这一宣言巩固了中国作为主要盟国之一的地位，并为战后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奠定了法律和政治基础。1944年，中、美、英、苏代表召开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确认中国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1945年，中国签署《联合国宪章》，正式成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东方主战场将中国抗日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系在一起，为重新理解东方主战场的世界意义提供了宏阔的视野。从全球史的视角出发，确立了中国战场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战略枢纽和与欧洲战场同等重要的主战场的地位。中国自1931年开始，坚持对日本法西斯的持久抵抗，是同盟国整体“先欧后亚”大战略得以实施的根本前提。中国十四年抗战所付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和物质代价，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并深刻影响了战后的地缘政治格局。东方主战场是全球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承认东方主战场地位，既是尊重历史事实的表现，也是理解二战之后东亚乃至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重要路径。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