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来，长征史研究持续深化，学者们踊跃地将地理视角引入长征史研究，大幅拓展了对中国革命的理解，既凸显了大历史观的宏观脉络，也推进了对红军战略战术等具体问题的研究。

　　地理格局与革命重心的转移

　　长征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中国革命力量生存发展新的落脚点，展开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新画卷。黄道炫从地缘政治视角指出，中国共产党离开江西到达陕北，获得宝贵的喘息之机。中国共产党身处西北这一地域，为抗战爆发后挺进华北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开启了在抗战时期建立敌后根据地的大门。

　　从全国地理的宏观视角来看，长征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重心从南方转移到北方。应星提出从地理学视角考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及其组织，他指出以秦岭—陇海铁路为空间界线，以1937年为时间界线，中共组织的发展呈现十分明显的南北重心易位现象。此前，中共发展的重心在南方，此后，三大红军主力经历长征后立足陕北，而后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进行抗战，中共在华北坚持抗战的同时获得蓬勃发展。

　　革命战争中培养的干部人才，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骨干力量。张永从干部的角度论述了中共革命浪潮的时空演变，他运用计量史学方法对1614位开国将军参加革命的时间和籍贯进行统计分析，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军高级将领多出身南方，中下级干部多出身北方，这是中共革命浪潮先从南向北、再从北向南时空演变的结果。这一研究以全新视角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发展重心的转移，有助于从大历史观视角认识长征。

　　地形与红军战略战术的智慧

　　红军的战略战术是长征胜利的重要因素。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红军作战指挥实行了一系列符合实际、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从而不断走向胜利。徐进提出“地形与战争”的研究视角，认为应关注地理环境在行军作战过程中的具体影响，考察中国共产党如何运用地形因素开展对敌斗争。

　　在长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因此，要推进对长征的历史研究，必然要进一步深化对这些山地、河流地理环境的研究。其中，贵州因其地理环境复杂，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哈战荣等指出，中央红军在贵州为克服山高、谷深、水急等自然困难，突破敌军封锁围困，先后转战200个城乡村镇、攀越3座高山、蹚过16条江河，发起9次重要战役战斗。周良书等认为贵州具有的两类条件，即国民党统治薄弱的人文地理因素与山重水复的自然地理条件，对长征胜利起到了支撑作用。遵义会议后，红军更是将贵州的地理屏障转化为实施运动战的基础。这一研究具体分析了娄山关的地理环境及赤水河作为界河的属性，深化了对红军战略战术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对不同地理环境的因应

　　红军长征是在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下进行的漫长行军，红军如何解决长征中的后勤问题，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从地理视角来看，红军在后勤工作中，既充分挖掘了自然环境中的有利条件，也克服了特殊地理环境带来的困难。盛洁临指出，长征时期的红军根据作战需要，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建立多条临时性的支线交通线，起到了保障后勤的作用。支线交通线主要依靠自然形成的地形通道，例如山间小路或河谷路径，借此进行部队的快速转移和物资运输。刘宗灵等通过考察红军在雪山、草地等特殊自然环境中如何解决后勤难题，展现了革命军队在逆境中维持运转和不断发展的历史经验。

　　长征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中心，推动一大批革命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和发展起来。近年来，从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等角度考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学术界重要的研究取向。何志明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大都建立在山地，因山地有交通阻隔、地形险峻、植被覆盖等优势，有利于隐蔽自己、阻击敌人，但并非所有山地都适合建立根据地，革命者必须在“革命”与“地理”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费行健分析了陕西的共产主义革命中的地理要素，指出陕北及陕甘边地区具有山峦起伏、沟壑纵横的地形特征，当地群众认同基础较为稳固，党组织建设根基较深，且该区域受敌对势力控制相对薄弱。革命根据地的地理环境是复杂多元的，庞振宇等提出，要从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军事地理、交通地理、经济地理及文化地理等角度，深化对革命根据地的研究。

　　地理视角为长征研究带来学术增长点

　　地理空间的视角，有助于从宏观与微观角度，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策略，丰富对长征的全面认识。近两年，地理视角下的长征研究成果快速增长，显示了其巨大学术潜力，同时该领域仍有诸多值得深化的研究空间。

　　一是长征与抗战格局之间的关系。最新研究表明，地理视角可以为这一经典问题带来新启发。何友良分析了长征在西北、西南地区对民族抗战格局的影响。冯琳指出长征在客观上重新配置了中国革命与国防发展的地理格局，将原本分裂的政治与地理碎片缝合为统一的持久战略空间，重塑了抗战的地理基础与政治条件。这些研究成果说明，地理视角下的长征与抗战关系研究具有广阔的探索空间。

　　二是长征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近期，高中华通过考察长征与中国革命地理格局的重塑，指出长征充分展现出中国共产党的主体能动性。从学术界研究现状来看，中国共产党如何利用与重塑地理环境，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三是运用数字人文等新技术，还原长征地理环境，并建立相关数据库。例如，有学者使用卫星轨迹图还原红军的具体行军路线，通过卫星地图测量红军的行军里程。2026年，王婧倩、陈嘉祥等学者均呼吁，应运用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红军长征路线、战役地点等做空间复原，分析长征地理环境、空间轨迹与历史进程的互动关系。

　　四是将学术研究成果更好地转化为宣传教育资源。李里围绕党史教学的“时空观念”，强调在长征史教学中运用地形图等多种类地图，促使学生思考长征路线选择背后的战略智慧等问题。可见，地理视角的引入有助于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激励人们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更好地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政治史研究中心秘书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