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虽转战万里，却始终观察和判断国际局势，并依据国际局势适时调整战略策略。从《八一宣言》到瓦窑堡会议决议，再到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大势的认知不断深化，并运用于革命实际。可以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既是国内政治变化的产物，也与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局势的观察密不可分。

　　行军途中对世界大势的关注。长征前，中国共产党观察国际局势长期囿于“苏俄中心”认知框架。九一八事变后，“左”倾教条主义者将日本侵占东北看作“进攻苏联的序幕”，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口号，把民族解放任务从属于抽象的“世界革命”，致使党在民族危机面前迟于应变。长征期间，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中断。即便在闭塞的处境中，中国共产党也从未放弃观察外部世界。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能够更直观地关注世界形势。1935年7月至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确立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明确要求“苏维埃应成为联合全中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8月1日，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起草《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10月1日在巴黎《救国报》刊发。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并坚信有“无数万东方的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民众作声援”，一定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宣言明确把中国的抗日救国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来观察。

　　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外部世界的观察也见诸党的报刊。1935年10月，意大利大举入侵阿比西尼亚。12月6日，在瓦窑堡复刊的《红色中华》报发表时评《从亚比西尼亚的胜利说到中国能不能抗日？》，强调这个“地小人稀”的国家民众，“并不屈服在帝国主义侵略的面前”，使意军“不能不全线退却”，由此论证中国完全能够进行抗日斗争。中共中央认为，中国抗战与世界反侵略斗争实为一体；阿比西尼亚的抵抗正是中国能够抗日的佐证。此时，受共产国际派遣的张浩（林育英）辗转回到陕北，带来七大精神和联络电码。中断的对外联系开始恢复。

　　瓦窑堡会议对国际局势的系统判断。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25日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开篇即判断：“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在世界是战争与革命的前夜。”这是长征后期中国共产党观察国际局势的基本框架。

　　决议进而分析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单独吞并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美国帝国主义完全为着他自己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而英国则企图对日妥协，集中力量对付他的“主要敌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证实了这一判断。决议将日本侵华与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并列，并认定“世界革命是中国革命有力的帮手”，“苏联是中国革命最有力量的帮手”。这一分析，为此后争取英美、孤立日本预留了空间。与此相应，决议提出的国防政府十大纲领，还主张联合朝鲜和日本国内工农及一切反日力量结成联盟，同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对国际局势的判断直接转化为战略举措。争取国际援助、接通国际通道，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整体战略的一体两面。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作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把上述判断提升到理论层面。报告提出，中国革命并非孤立，“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断言，“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这些论断表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国内反动势力并非铁板一块，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矛盾。

　　从观察世界到走向世界。1936年3月，张闻天在《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分析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分化，注意到地主买办集团中有的派别“处于另一帝国主义影响之下”，“南京政府内部和一些军阀也在与我们接洽谈判”，并引用国际决议指导具体工作。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决议并非机械照搬，而是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

　　同时，中国共产党主动向世界说明自己的主张。1935年，陈云以“廉臣”为笔名写成《随军西行见闻录》，并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10月15日，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报告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共产国际方面由此“看到了一个在中国成长为有巨大力量的、生机勃勃的党”；据其报告整理、署名“施平”的《英勇的西征》，1936年在《共产国际》中文版刊发，并在巴黎《全民月刊》连载。瑞士籍英国传教士薄复礼随红六军团转战十八个月，而后写成《神灵之手》，1936年底在伦敦出版，是西方第一部介绍长征的专著。7月，斯诺到达保安，毛泽东同斯诺在多次谈话中纵论国际局势：“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是孤立的国家，东方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中国必须首先实现国内的统一战线，其次还必须努力把这条统一战线推广到包括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12月20日，巴黎《救国时报》刊出斯诺采写的毛泽东谈话。斯诺的谈话和报道次年结集为《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轰动一时。在窑洞里观察世界的中国共产党，开始被世界重新认识。

　　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局势的观察和认知脉络逐渐清晰：在行军中关注世界，在决策中研判世界，在实践中走向世界。其特征是把民族革命置于世界格局中观察，以独立判断取代人云亦云，让认知落脚于战略策略。越是贴近中国实际，越能把握世界局势。这一认知跃升很快得到检验：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正是把国际观察转化为战略定力的一次重要实践。这种世界眼光，有助于长征落脚陕北的中国共产党站稳脚跟，并为联结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埋下伏笔。这个在窑洞里观察世界的政党，注定要走向世界。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