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提及长征，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1934年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的两万五千里征途。然而，在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还有一段被称为“小长征”的壮丽征程——1930年至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从广西右江根据地出发，转战黔、桂、湘、粤、赣五省，行程7000余里，最终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本报“社科青年重走长征路”报道组深入广西百色右江革命老区，实地探访革命遗址，走访多位党史专家和学者，追寻那段峥嵘岁月。

　　百色起义的火种

　　清晨的右江河畔，晨雾未散，江水静静流淌。记者来到百色市田东县二牙码头。这座被称为“红军码头”的渡口，是这片红色土地的历史见证者。

　　时间回溯到1929年。彼时，蒋桂战争爆发，新桂系军阀混战不断。中共中央抓住这一特殊机遇派员南下，年仅25岁的邓小平化名“邓斌”，受命作为中央代表赴广西开展统战与兵运工作。

　　“邓小平抵达田东后立即部署军事建设，这里就是邓小平和张云逸的会师点。”百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樊红兰指着江边的一处石阶告诉记者。放眼望去，岸边建有红军亭，自然风光与红色历史在这里交融。

　　1929年12月11日，在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人领导下，百色起义爆发，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宣告成立。距渡口不远，便是右江苏维埃政府旧址（经正书院）。这里古建筑保存完好，室内复原了旧时办公陈设，直观展现了民族地区红色政权建设的发展历程。

　　记者走进粤东会馆复原的指挥部，简陋的木桌、长凳，墙上悬挂的军用地图，与窗外精致的木雕形成强烈的时空对比。“这种对比本身就极具叙事张力。”百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繁荣说，“当年邓小平把队伍带到百色后，不扰商不扰民，广东商人深受感召，便将这座商务会所捐献给红七军作为司令部。”

　　既然在右江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红七军为何还要离开故土，踏上千里征途？这是我们探寻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董佳解释道：“红七军北上，必须放在1930年党内路线交锋的大格局中看。当时‘左’倾路线主导中央，向红七军下达了进攻中心城市的命令，伤亡惨重，逼出了全州会议的历史转折。1931年全州会议上，红七军前委同意邓小平的意见，果断抛弃攻打大城市的想法，决定转向湘粤赣边。由此，‘北上’从被动执行转向主动求生，成为保存革命火种的战略抉择。”此后，红七军转战多省，最终于1931年7月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

　　右江根据地的军民情

　　离开百色市区，记者一行驱车进入右江沿岸的村寨。村内至今留存着红军驻留旧址、革命标语，代代传承着红色故事，集中体现了革命老区军民同心、水乳交融的深厚情谊。

　　记者来到东兰县，探访韦拔群故居。这是一座典型的桂西北乡土民居，土木结构，陈设简朴。不远处，就是列宁岩，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天然石洞。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教授庾新顺介绍，1925年，韦拔群在此创办了广西第一所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涵盖壮、瑶、汉各族同胞，为革命播下了燎原的火种。

　　庾新顺认为：“列宁岩的意义非凡。它表明右江革命并非只有武装斗争，更有思想的启蒙和干部的培养。这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和民族政策在早期的一次成功实践。”

　　从百谷村的踊跃参军，到韦拔群的扎根奉献，再到列宁岩的思想播火，记者深刻地感受到，红七军的“小长征”之所以能够启程，其背后是整片右江根据地人民的倾力支持和巨大牺牲。这支军队，是从人民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它的根，扎得无比深厚。

　　从七千到两千的悲壮征程

　　“红七军出发时有7000多人，但在战斗中损失惨重。在全州会议上，邓小平力排众议，主张放弃冒进冒险的错误路线，实事求是，不攻打大城市。这是红七军北上征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刘繁荣告诉记者，这条路，远比想象的更为艰险。“红七军一路转战广西、湖南、江西等五省，抵达江西于都与中央红军汇合时，队伍只剩下不到2000人。”

　　从广西百色到江西瑞金，红七军的千里转战历时近一年。这场被称为“小长征”的战略转移，为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受到广泛关注？对此，董佳表示，这其中有几个重要的原因。第一，要客观承认红七军的“小长征”属于地方红军的支流性战略转移，从人员规模、行军距离和转战时间等角度看，与后来的中央三大主力红军长征均不在一个量级，在历史叙事中容易被忽略。第二，1931年7月3日，红七军进入中央苏区后，被编入红三军团建制，独立建制不复存在，其独特的转战历程，也自然融入中央红军的宏大叙事。第三，在红七军尝试攻打中心城市之前，党中央其实已经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但由于交通闭塞，红七军未能及时得到新的指示。红七军重要领导人如韦拔群、李明瑞过早牺牲，使得这段历史被遮蔽，不为人知。直到后来随着党史研究的深入，这段被岁月尘封的“转战千里”功勋，才得以重新走进公众视野，恢复其应有的历史荣光。

　　“小长征”中的精神财富

　　站在百色起义纪念碑前，俯瞰滔滔右江，历史的硝烟虽已散去，但革命先辈们浴血奋战的大无畏精神历久弥新。纪念碑庄严肃穆，镌刻着百色起义史实与英烈名录。这里常年举办烈士祭扫、红色研学等活动，是缅怀先烈、传承红色精神的重要阵地。

　　纪念，绝不能止步于此。刘繁荣提出，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斗争，“不是单纯的军事斗争，而是我们党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成功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伟大实践，为农村包围城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百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简华春对此表示赞同，并补充道：“更重要的是，要从‘小长征’中汲取精神养分，将其转化为推动新时代发展的动力。从红七军的经验中，我们学到‘实事求是、敢于斗争’；从韦拔群的牺牲中，我们学到‘对党忠诚、无私奉献’；从军民关系中，我们学到‘依靠人民、服务人民’。这些宝贵经验，是穿越时空的精神财富。”

　　红七军的远征，被称为“小长征”，这个“小”字，或许是相对于中央红军的规模和里程而言。但在这段“小”的征程中，我们却看到了宏大的历史：看到了革命火种如何在一个边陲之地，依靠人民的力量熊熊燃起；看到了理想信念如何支撑一支军队穿越生死的考验；看到了忠诚与背叛、牺牲与坚守的人性交锋；更看到了中国革命走向最终胜利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和积累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