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国内外对敦煌、吐鲁番等地考古工作的开展，大批多语种文献相继出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目前，敦煌藏经洞所出遗书大约7万余号，其中非汉文文献7000多号，包括回鹘文文献，但具体占比暂未可知（据悉敦煌研究院正在推进统计工作）。保留至今的回鹘文文献，多数译自汉文，且不乏汉僧撰写的佛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即其一，这无疑是直观呈现文化东传的力证。故而回鹘文文献不仅是敦煌学、吐鲁番学中不容忽视的研究对象，更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的重要材料。目前已刊布的回鹘文文献不可谓不繁，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文化底层逻辑及汉文—回鹘文平行文本的互参互校等层面的研究皆有待深入挖掘。

　　存世回鹘文文献

　　回鹘文文献依据载体、内容多寡主要可划分为两大类，即铭刻文献及纸质文献。前者数量较少且辨识度有限，已知的主要有《乌兰浩木碑》《土都木萨里修寺碑》《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重修文殊寺碑》《居庸关造塔功德记》《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碑》及少量摩崖石刻、题记等，对于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后者则较繁，据形制主要有梵夹装、卷轴装和经折装。据内容主要有宗教文书（以佛教为主，兼有摩尼教、景教等）、世俗文书、工具书（如《高昌馆杂字》)和科学方技类文书（天文历法、占卜、医药等），其中宗教类文书多见写经体（楷体、半楷体），字体规则、齐整，辨识较为容易；亦有半草体（或可理解为行书）较为常见，辨识不易；而世俗契约文书多为草体，辨识尤难。

　　底本选择及其价值

　　笔者从2021年起关注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以下简称《八阳经》），首先，从历代佛经总目中梳理了《八阳经》汉文本源流，并对其后来的演变及内容更迭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其次，将分藏于世界各地的回鹘文《八阳经》相关残页及研究成果进行了分类总结。在作了充分研究背景评析后，深入文本释读和对比研究。2025年10月，《英藏敦煌长卷回鹘文〈八阳经〉勘校与研究》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首先，该书选取伦敦本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做了细致勘校，同时与罗慕君笺校的敦煌汉文本互勘互校；此外，为呈现回鹘文早期特点及历时演变，进行了原文—转写逐行等位对照，并于汉译处增加语法标注。其次，该书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历时演变视域，讨论了儒释道杂糅及汉僧撰写佛经在边疆民族地区广布的缘由。最后，为搭建回鹘文数据库及助力OCR识别，附录部分还制作了该文献的图—文数据索引。

　　《八阳经》虽在中原地区不甚流行，但在边疆民族地区则传抄甚广，在现存的回鹘文佛经文献中拥有最多的写本和刻本，其内容杂糅了儒释道文化，儒家文化“五常”的核心思想、道教“十二建除”“黄道吉日”等术语在回鹘文译本中有很好的对应，代表着边疆民族地区对于中原文化的高度认同，同时该经的广泛传抄，亦有助于中原传统文化的推广和普及。笔者对该经诸残页进行了系统整理与勘校，其中较完整的主要有两件：其一，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藏敦煌长卷（编号Or.8212/104），文献规格：长755.65cm，宽26.35cm，存回鹘文466行（仅卷首缺一纸，据悉乃因2006年拆开文献时搬移磨损所致），由斯坦因发现于敦煌藏经洞（莫高窟第17窟），以苇管笔书写的半楷体；其二，龙谷大学学术信息中心大宫图书馆（ōmiya Library）藏长卷，编号为西域文化资料No.542，文献规格：长510.0cm，宽29.3cm，存文405行，半楷体，其中含burxan、bodistv等佛（菩萨）名皆以朱笔书写，由大谷探险队在雅尔堡（Yarkhoto，今交河故城）遗址发掘。而其余残页存文鲜有超过百行者，多为5—30行不等，形制则多为卷轴长卷或梵夹装写本。此处以伦敦本为底本，主要考虑三方面因素。一是其存文最多、最全；二是该文献系典型回鹘文早期（Pre-classical stage）写本，对于厘清早期回鹘文文献书写特征及语言规律等具有重要价值；三是在《八阳经》众多卷轴装残页中，唯有伦敦本出土于敦煌，对其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并与敦煌汉文本对比，探究其内在联系，有助于阐释东西方文化交流及敦煌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文献整理及对勘

　　民族古籍整理一般使用经典的“四行对照法”，而笔者则首次采用原文与转写等位对照法，并运用对校法将大谷本与伦敦本比勘，缺处则参考其他残页，以注释体现，力求做到全面地择其异同，补其阙漏，并以底本式校勘著录。此项基础性工作有助于冷门“绝学”传承者和回鹘文爱好者加深对该文字的认知并进行释读训练。

　　此外，笔者还尝试使用一种特殊的勘校方式，即以回鹘文译本中蕴含的语义关系来辅助敦煌汉文本比勘。以两则为例：第一则，罗慕君所据北敦15051号（新1251）本作“土威”，敦煌癸本作“土府”，《续藏经》亦作“土府”，其余诸对校本皆作“土尉”，按“土府”，即道家的“土府星君”，而“土威、土尉”均未见于典籍。然“尉”系古代官名，疑是“土府星君”，而“威”概“尉”之音职官，故以“土府”义长。第二则，汉文原文中有“须下天下”句，多数敦煌本作“颁”，罗氏云“须”乃“颁”的形误字，回鹘文译作bir-，即“予-、给-”之义，同“颁”，可证其论。

　　总之，持续形成的回鹘文古籍整理规范文本，对回鹘文文献系统性研究多有裨益。多语种文献作为我国特有的宝贵文化遗产，无疑是中国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体现，对其做好基础性整理与研究并进行实时数字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回鹘文《八阳经》整理及图文语料库建设”（24VJXG06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