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人工智能初露端倪，历经数次起伏，如今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正加速推进。面对未知，各国民众既对技术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满怀期待，也对其可能给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带来的冲击深感忧虑。为此，学者纷纷提出多元化的全球技术治理路径，如对技术实施“敏捷治理”、聚焦技术风险防范、强调数字主权维护、关注技术伦理规范等内容。众多方案皆力求在技术全球化与技术主权、发展与安全、进步与公平之间，寻得一种动态平衡。在期待与焦虑交织的氛围中，这些治理构想试图提供全球技术治理的“共同解”与“最优解”，并假定国际社会及各国能够有效落实这些方案。

　　世界各国采取迥异的技术治理方案

　　无论是面对新技术带来的机遇，还是应对随之而来的治理难题，世界各国往往采取迥异的方案，而非趋同于某种“共同解”。先发国家自认已掌握“美好生活”的真谛，但后发国家却未必认同。即便在先发国家内部，技术治理与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也存在分歧。在当下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时代，各国面对迥异的技术治理重点，其治理路径与应对策略也呈现为多元并立的格局。

　　纵观历次技术革命，不同国家与地区实施的技术治理“最优解”因时因地而异，并无统一范本。19世纪初，随着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推广，英国社会面临巨大变迁，大量失业工人发起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然而，在古典自由主义价值观主导下，英国精英认为无需对此加以干预；与此同时，印度正深陷严重的去工业化困境，却无力走出英国单边高关税政策所引发的困局。至19世纪末，第二次产业革命推动美国出现一批大型垄断集团，民众反垄断呼声日益高涨，成为彼时技术治理的焦点。而在同一时期的英国，电力行业面临的并非垄断过度，而是集中不足，社会上呼吁政府推动企业整合，但英国政府的政策调整却显得力不从心。二战后，第三次产业革命时期，美国依托庞大的军用市场，走出一条“从军到民”的技术转化路径推动产业发展；缺乏同等军用市场支撑的日本则相反，凭借“从民到军”的发展模式，成功推动了电子产业的崛起。由此可见，不同价值观会催生截然不同的“最优解”；国家能力的差异也常常使所谓“最优解”在执行中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出现多种解法同时有效、互为替代的多重均衡。

　　历史上，面对各类全球性问题时，那些试图提出“一刀切”式的“共同解”与“最优解”的方案，背后要么暗藏着自身利益诉求，要么折射出认识上的自负。第一种情形，是治理方案的提供者本就缺乏良善意愿。在崛起阶段，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与其保护主义政策密不可分，然而它们在崛起后为后发国家开出的技术发展“共同解”与“最优解”却是自由贸易。先发国家希望通过自由贸易巩固自身技术与产业的既有优势，而非让后发国家跻身强国之列。第二种情形，即便外部行动者抱有良善意愿，其开出的“共同解”与“最优解”也常常与当地的实际需求和能力脱节。例如，国际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推广绿色革命成果时，正如詹姆斯·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一书反复提及的，绿色革命对东南亚农民造成了巨大冲击。

　　各国探索出本土技术治理方案

　　在世界政治中，许多成功的技术治理与发展经验并非源自外来的“共同解”与“最优解”，而大多来自各国自主探索的本土方案。后发国家在世界技术变迁中成功把握机遇的典型代表，当属东亚发展型政府，而其中突出的范例便是日本与韩国。二战后的日本并未遵循外国经济顾问基于比较优势提出的建议——发展纺织产业，也未曾采纳外国专家关于发展养鸡业以出口鸡蛋或开拓旅游业的方案。相反，日本在战后着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并最终在全球高技术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不仅日本如此，韩国同样没有遵从海外专家提供的“共同解”与“最优解”。在提升本土技术与产业竞争力的过程中，韩国政府并未采纳西方倡导的“私人部门主导”方案。

　　在世界政治中，许多成功的治理与发展经验并非源自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西方国家提供的“共同解”与“最优解”，而是在试错中逐步摸索本土方案。在迈向世界科技强国的道路上，中国曾在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之间摇摆，在技术引进与自立自强之间转换，改革开放后中国已先后实施“自主创新”等一系列战略。这些技术治理方案的更迭，正是一个不断在试错中调整方向、积累经验、提升能力的历程。它们不仅为中国迈向世界科技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全球南方”的共同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全球技术治理的中国方案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不同国家面临迥异的技术与产业问题，因而需要不同的技术治理方案。在积极争取外部机遇与海外市场的同时，成功的技术治理依靠自身试错，在起伏中总结经验，在尝试中实现成长。昔日的“华盛顿共识”曾试图为国际发展提供一种普适性的“共同解”与“最优解”。而中国政府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则倡导：各国无论大小强弱，均应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共同决策、共享成果；应保障各国人民共同参与治理进程，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在世界各国及其人民的共同参与和自主探索下，全球技术治理有望探索出契合各国需求的发展路径。各具特色的地方方案、自主探索的治理模式，让世界各国在试错过程中寻找的“局部解”与“次优解”，终将汇聚为全球技术治理的“共同解”与“最优解”，推动实现真正的全球共同发展。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