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朝中晚期的都城遗址，主要文化遗存为二里头文化，距今约3800—3500年。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由“多元”的古国时代进入“一体”的王国时代，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由此形成。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以下简称“龙形器”）不仅是该遗址出土的最重要、最精美、最独特、最具代表性的礼器，也标志着中国龙形象统一整合的开始，被誉为“华夏第一龙”。

　　中国龙形象的早期演变与初步统一

　　2002年，龙形器发现于二里头遗址三号宫殿区的2002VM3号墓葬中。该墓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墓主人为年龄在30—35岁的成年男性，随葬品比较丰富，包括陶器和漆器，颈部缠绕海贝串饰。龙形器应是被斜放于墓主人右臂之上，呈拥揽状，一件带石铃舌的铜铃置于龙身之上。龙形器由2000余片绿松石片拼嵌而成，每片绿松石长度仅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绿松石嵌片原本应是粘嵌在木、革之类的有机物上，但所依托的有机物已腐朽无存。龙身长64.5厘米，中部最宽处4厘米。龙尾端3.6厘米处，发现一件绿松石条形饰，由几何形和连续的似勾云纹的图案组合而成，与龙体近于垂直。

　　除二里头龙形器外，还有以石块、蚌壳等堆塑而成的龙形雕塑，它们属于早期龙的常见形态。例如，辽宁阜新的查海遗址石塑龙、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蚌塑龙和湖北黄冈焦墩遗址卵石摆塑龙。比较各地发现的堆塑龙，可以看出上古时期龙的形象在各区域考古学文化中的多样性与相似性。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与碰撞，促使龙的观念与形象逐渐突破文化区际，于二里头文化初步统一，并成为王朝礼制构建中重要的礼器。

　　就形体特征而言，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呈现出更为规整标准的成熟形象。其形体较长，绿松石和闪石玉制成的浅浮雕小雕件组成鼻眼，龙身略呈波状曲伏，中部出脊线，由绿松石片组成的菱形图案象征鳞纹，连续分布于全身，龙尾蜷曲，栩栩如生。二里头龙形象的很多元素，如梭形眼、额上的菱形装饰和龙身的鳞纹等，都直接影响了商周时期青铜器和玉器的龙纹造型，是中国后世龙形象的重要源头。

　　除此之外，中国早期还有一类玉龙，大多是由闪石玉制成的单件玉器，如红山文化的圆雕C型玉龙、玉猪龙，凌家滩文化首尾相接的浅浮雕并阴刻纹饰的玉龙等。这一阶段的玉龙不排除存在祭祀等特殊用途。二里头文化尚未见此类玉龙，但在商周时期龙形玦多见，或圆雕或片状，形体通常不大，多为具有一定礼仪功能的玉饰件。战国秦汉时期，这类玉龙演变为大小不一、形制各异的S型玉龙，大多以阴刻和浅浮雕工艺精雕细琢，且多为王室或贵族所用的玉饰件，一定程度上是社会等级和身份的象征。相较而言，二里头龙形器的象征意义更为复杂。

　　龙形器的功能

　　关于龙形器的用途是研究热点之一。目前考古学证据显示，最早的龙是作为星象存在的，具有指导农业生产的作用。由于农业生产必须以观象授时为前提，所以早期与龙相关的祭祀活动往往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查海遗址石塑龙、西水坡遗址蚌塑龙、焦墩遗址卵石摆塑龙都与农业祭祀、天文观测息息相关。

　　二里头龙形器应该是祭祀场合的礼仪用品。绿松石应是粘嵌在红漆木板或皮革之类的有机物上，与龙尾端的绿松石条形饰之间有红色漆痕相连，推测二者依附的有机质物应为一体。铜铃置于绿松石龙身之上，表面粘附一层红漆皮和纺织品印痕。有学者认为龙形器可能是龙牌，也有日本学者认为它可能是象征权力的“龙杖”或“龙形杖”。龙形器的龙头朝向、铜铃及尾端下方的绿松石条形饰，也都有其特殊寓意。冯时将带有铜铃的绿松石龙认作是常旜，即早期的旌旗。因为早期的旜为木或革等有机物，徽志、旗章需要置于上面，所以才将龙的形象用绿松石镶嵌其上。该绿松石龙形图案呈“头向西北，尾向东南”腾跃升天状，是中国古代“乘龙升天”观念的反映。龙形器尾端下方的绿松石条形饰，则是地平线和田地的象征。《诗经》中记述周王祭祀于宗庙，有“龙旂阳阳，和铃央央”的场景描写，所谓“旂”是指有铃铛的旗子，此处将“龙旂”与“和铃”对举，与绿松石龙和铜铃共存的情况颇为契合。铜铃可传达神灵的告示，在祭祀或作法时，可摇动龙形器，使铜铃发出声响以传达祖先神灵旨意，这应该是龙形器配以铜铃的原因。

　　龙形器的文化内涵

　　关于墓主人的身份，也有各种观点。2002VM3号墓葬位于二里头的宫殿区，属于高等级墓葬。日本学者认为墓主人可能是当时的“王”或王室成员，或是负责主持夏王朝图腾神物祭祀的“御龙氏”。蔡运章认为绿松石龙图案应是夏部族图腾崇拜的产物，而墓主是夏王朝设立的专门主管祭祀龙图腾的职官“御龙氏”。朱乃诚也有类似认识，认为墓主可能是拥有养“龙”（鳄鱼）特殊技能的贵族，不属于王族，绿松石龙不是二里头文化“王权”的象征。顾万发则认为二里头的绿松石龙可能象征极星神或北斗神。还有人提出绿松石龙为传说中的人面蛇身的烛龙。何驽认为绿松石龙同“禹”有着直接的关联。冯时则认为墓主人为祭祀河神的河宗氏，判断依据是其颈部缠绕海贝串饰，并且绿松石龙形器作为旌旗应该是天子特赐之物。将使用过的旌旗覆盖于尸体之上，应是早期旌旗制度的反映。龙旌具有引领亡灵升天的宗教意义，其拥有者应是供职于王朝的巫师。

　　此外，绿松石的使用具有典型的等级特征。龙山时代贵族开始垄断绿松石的使用，以彰显身份地位。二里头时期，高等级贵族多使用绿松石制作高级器物。这些器物制作工艺极其复杂且具有神秘宗教色彩。龙形器除了用绿松石之外，在龙头部分还采用白色闪石玉制作了圆饼形眼睛和两节鼻梁。李新伟认为鼻梁这两节白玉是蝉的形象，与湖北肖家屋脊遗址的玉蝉形象十分相似。将龙形器鼻梁用珍贵的玉材质雕成蝉的形象，应该是与信仰密切相关，表现其有像蝉一样蜕变、羽化、飞升的能力。龙形器作为祭祀器，以精湛的工艺制作完成，也是古人生命循环、灵魂升天信仰的体现。

　　龙形器与绿松石铜牌饰

　　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一类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共三件，这些绿松石铜牌饰均与铜铃配套出土，其社会功能可能与龙形器相近。龙形器的发现与研究，还为二里头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厘清了艺术源头和发展脉络。绿松石铜牌饰应该是将龙形器的头与身体压缩在一起，是龙形器的简化和抽象化表达。二里头文化中龙的形象被后世继承和发展，体现在商周青铜器的兽面母题之上，为寻找中国龙的源流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器以载道，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是探索二里头文化的宗教信仰、礼仪制度、工艺水平及经济发展等的重要实物。二里头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特征，彼时各地文化互动频繁，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华文化认同逐步形成。二里头时期是文明高度发展和制度逐步健全的历史阶段，在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综上所述，无论龙形器还是绿松石铜牌饰，最令世人瞩目的莫过于绿松石、闪石玉和青铜器在二里头文化的旷世相逢，为王朝新礼制建立打造出全新的礼器群，同时开启了中国金镶玉的艺术先河。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