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之复杂、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外部遏制打压持续升级，内部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环境和复杂多变的风险考验，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归根结底要靠制度。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也是应对一切风险挑战的根本依托。

　　以制度集成夯实国家安全体系

　　国家安全制度体系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根本制度定向下逐步构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着国家安全工作的基本立场——安全为了人民，安全依靠人民。这一制度精神不断外化为具体的制度体系安排：在领导体制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实现了从分散管理到集中统筹、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塑造的历史性转变，从而使跨部门协调有了权威高效的指挥中枢；在法治保障上，以国家安全法为统领，反间谍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生物安全法等一批基础性法律相继出台，覆盖政治、经济、网络、生物等重点领域的法律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基本成型。这些制度安排各司其职、各守其位，初步搭建起国家安全治理的制度框架。

　　制度体系的“物理形态”已经搭建，但系统集成仍是关键命题。当前，各领域制度建设进度不一、协同性有待加强，部分领域存在制度重叠或衔接不畅的问题。下一步的核心任务，是推动各领域制度从简单的制度叠加走向系统性的“化学融合”，在法治框架下形成协同联动的整体效应，使制度真正成为安全治理的稳固依托。

　　以制度创新激活国家安全能力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运行，在于具体体制机制的调适性。中国的制度优势正在于通过调适性治理保留了国家对秩序的整体维护，并在具体机制层面释放了社会活力。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自下而上试验”与“自上而下认可”相结合的制度演进逻辑，到非典疫情后我国应急管理体系从部门分散管理到综合协调管理的重大调整，再到2018年应急管理部的组建，无不体现着与时俱进的制度调适能力。

　　当前，面对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数据跨境流动等新型安全威胁，制度设计必须预留足够的弹性空间，建立灵敏的监测预警和动态评估机制，使制度能够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及时作出响应。总体来看，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已基本建立，但“最后一公里”梗阻现象仍然突出：部分地区应急物资储备“重配备、轻维护”，预案编制“重文本、轻演练”，风险排查“重留痕、轻实效”。而制度的权威性，恰恰是在一次次执行、一件件落实中确立的。为此，必须健全从中央到基层的责任传导链条，建立制度执行的监督评估机制；同时赋予基层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操作的空间，在遵循统一部署的前提下探索因地制宜的安全治理模式。制度不能只是挂在墙上的“硬约束”，更应成为基层干部手中的“真工具”。

　　以制度转化提升国家安全水平

　　制度构建和制度运行的最终指向，是制度效能的持续释放。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制度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桥梁角色：它既为发展划定安全边界，又为安全注入发展动力。制度效能的释放，核心在于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能力。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已有制度资源，在风险监测、预警响应、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形成闭环管理，让制度从“纸面”走到“地面”。另一方面，要在制度运行中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治理，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应对。

　　制度效能的释放不仅有赖于系统观念的指导，更有赖于深厚的社会基础。制度效能的根基在人民，国家安全不是高高在上的抽象概念，而是关乎每一个公民的切身感受。制度设计必须充分回应人民群众的安全需求：通过制度化渠道畅通民意表达，使政策制定更加贴近实际；健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体系，推动国家安全教育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只有国家安全意识内化为公民的基本素养，外化为日常行为的自觉遵循，国家安全才能获得最广泛、最深厚的社会基础。从反间谍法施行后群众举报线索明显增多，到各地群防群治力量不断壮大，无不证明：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治理格局，正是制度优势最生动的注脚。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的成效，归根结底取决于制度优势的发挥程度。唯有以制度集成夯实体系，以制度运行激活能力，以制度转化提升水平，才能以制度之“不变”应对风险之“万变”，才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