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近日公布了陕西咸阳上召窑秦陵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经勘探发掘，这座“亚”字形大墓确认是一处战国晚期秦王级别的墓葬，推测墓主可能是秦国华阳太后。经媒体广泛报道之后，社会公众讹传发现华阳太后墓。9月21日，本报记者采访相关学者证实，此墓是否为华阳太后墓尚无定论。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的材料很明确。201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为配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实施勘探工作，发现了一座拥有独立陵园的“亚”字形大墓。2022年，考古工作者针对陵园北部区域进行考古发掘，并补充开展了勘探工作，基本理清了陵园的整体布局结构。由于这座陵墓地处原上召窑村范围之内，因此将其命名为“上召窑秦陵”。

　　对陪葬墓出土人骨开展的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墓葬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389年至公元前208年之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馆员赵汗青介绍，结合墓葬形制、陵园布局以及出土器物的整体特征进行综合判断，上召窑秦陵的年代应为战国晚期，属于秦王级别的陵墓。赵汗青尝试跳出学术界依赖文献考据的传统研究路径，转向以考古材料为主的形制比较研究，选取空间分布关系、陵园平面形状、外兆沟长宽比、墓道特征、陪葬设施等作为指标，将咸阳原已发现的四座战国秦陵园分为两组，以期从形态关联角度判定墓主身份。

　　这片区域此前已经发现了周陵镇、严家沟、司家庄三座秦陵园，而上召窑秦陵是该区域发现的第四座秦陵园。经过空间分布分析与类型学研究，再结合历史文献、考古资料以及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采用排除法梳理推断后，专家认为上召窑秦陵的墓主是华阳太后的可能性最高。赵汗青介绍，考古人员先用“类型学分组”缩小候选范围，把咸阳原上已确认的四座战国秦陵分成两组。长方形陵园组的周陵镇、严家沟各埋一对秦王夫妇；近方形陵园组包含上召窑、司家庄，每座只葬一人。分组的核心逻辑是：形制相近的陵墓，营建年代往往接近，墓主关系也更密切。学术界部分观点认为，司家庄秦陵是秦悼武王的“永陵”。那么同属“近方形组”的上召窑秦陵，墓主就应与悼武王年代接近、关系密切。由此候选人缩小到惠文王、昭襄王、武王后、华阳太后等。

　　接下来，用“排除法”逐个过两道关。赵汗青强调，每排除一个，都要过“文献”和“形制”两道关。文献明确记载昭襄王葬于芷阳，地理不符，排除墓主是昭襄王；若惠文王、悼武王占去上召窑、司家庄两座近方形陵园，那么周陵镇、严家沟两座长方形陵园就会出现一座“无人可葬”，与文献记载矛盾，所以排除惠文王、悼武王；若武王后葬于此，则惠文王与相隔六十余年的孝文王会被归入同一组，与“形制相近、年代接近”的分组结论相悖，所以排除武王后。

　　排除以上所有可能的墓主后，只剩华阳太后——秦孝文王的王后。史料记载她与孝文王“会葬”寿陵，可能各自的陵园紧邻分布；而司家庄与上召窑相距仅2.3公里、各自独立，恰好对应。

　　上召窑秦陵面积约35万平方米，是四座陵园中最小的一座，综合墓葬形制、陵园结构及出土器物特征判断，其年代为战国晚期，属秦王级别的陵墓。陵园呈“回”字形，内外兆沟间有45座陪葬墓，经人骨研究能鉴定性别的33座全部为女性，年龄集中在45—50岁，或为宫女杂役。西北部还有62座祭祀坑，土样检测出黍素和脂肪酸，说明采用了不同于“用马用人”的另一类祭祀方式。考古发掘成果显示上召窑秦陵符合秦王级别。

　　赵汗青特别强调，这只是现在的一个推论，不是最后定论。简单来说，所谓华阳太后墓不是依据“考古出土了一枚刻有墓主名字的印章”等方式“一锤定音”，而是用“陵园形制归类缩小圈→文献+形制双标准逐个排除→剩余唯一解+地理与史料互证”的逻辑链，把墓主身份一步步锁定为华阳太后。

　　上召窑秦陵的考古工作自启动以来，受到学术界持续关注，对墓主身份的判定更是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徐卫民认为，该墓葬级别高，属于战国晚期秦国君或者国君夫人墓葬是没有问题的，但目前确定为华阳夫人墓还为时过早，证据不足，期待更多新的考古资料的发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焦南峰赞同徐卫民的观点。两位专家分别提示，上召窑秦陵考古成果还要与秦东陵相关考古文献资料进行对比研究。

　　由于研究者们所依据的标准各异、切入角度不同，在具体判定秦陵与秦王对应的问题上，学术界仍存在较大争议。众多学者表示，华阳太后作为秦孝文王的王后、秦始皇的祖母，地位显赫，葬于秦东陵区域符合礼制，但要最终确认其身份，还需结合更多考古发现与文献史料进行综合比对与研究。因此，关于“华阳太后墓”的说法，目前仅是一种基于现有证据的合理推测，而非最终结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陆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