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展开的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讨论，多从马克思的机器观中汲取理论资源，尤其是根据“机器论片段”、《资本论》中关于机器体系的部分等核心文本，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何以作为前沿机器参与社会生产。需格外注意的是，正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向我们昭示的：一方面，它的确是一种机器，并且应像传统工业时代的机器一样参与社会生产的重大变革；另一方面，它又不仅仅是机器，不可与传统机器等量齐观。这两个方面要求我们在重访马克思机器观时，不能满足于对“一般智力”“活劳动”“机器体系”等概念的解释与使用，而是应着力于发掘两个面向：第一，阐明马克思讨论机器时的问题意识，从唯物史观层面说明机器的诞生及其对社会历史运动的参与；第二，阐明人工智能何以不仅仅是机器，沿着马克思机器观的核心思路，发掘马克思的概念在当今的创新点、生长点。

　　从工具到机器：唯物史观视域中的问题意识

　　马克思对机器的讨论从来都不是“就机器论机器”式的，而是将机器置于社会生产与历史运动的语境中加以讨论，换言之，机器或机器体系的历史性诞生何以参与社会形态的演进、社会生产的发展，构成了马克思机器观的重要问题意识。这一问题意识在人工智能时代亦有启发性，我们不能将人工智能剥离社会生产、技术革命脉络，而是应探求人工智能何以历史性地诞生并作用于社会的发展。

　　首先，马克思指出机器的诞生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关系的颠倒。在机器诞生前的劳动生产过程，是劳动者以工具为生产资料使劳动活动的主观目的作用于客观对象的过程。马克思指出，“工人把工具当做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这意味着尽管劳动过程受制于工具和劳动对象的客观条件，在劳动过程中工具却从属于劳动者。正如今日当我们将人工智能视作工具并使用人工智能赋能诸多实践领域时，同样是本着工具从属、服务于劳动者的观点。而机器的诞生却使得劳动者成为了机器的“有意识的肢体”，机器按照自身的尺度来运作，劳动者只需要从属性地服从于机器的运作逻辑即可。机器大工业对工场手工业的代替不仅是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更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关系的直接颠倒。这也正如我们今天所意识到的一样，人工智能不仅是一件可供任意取用的工具，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它能够自主运转并代替原本必须由人脑完成的创意生产、代码构思，从而使得劳动者趋向于工厂中机器旁边的看管者。由此可见，机器的出现颠倒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从属关系，当我们把人工智能视作机器时，这一“颠倒”仍然可以成立。

　　其次，马克思指出上述“颠倒”的原因在于机器对劳动技艺的吸纳。在机器进入劳动生产过程之前，劳动者的技艺是劳动过程的必要因素。马克思强调，“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而机器取代工具并且使得劳动者从属于自身的必要条件，正是吸纳原本属于工人的技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机器分为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三部分，工具机这部分是机器“用自己的工具来完成过去工人用类似的工具所完成的那些操作”，通过对技艺的研究、拆解、机械化重构，机器最终吸纳了劳动技艺。这也正如马克思在使用“一般智力”概念时所强调的，机器当中包含着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它来自社会的劳动者，并凝结在不断发展的机器或固定资本当中。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正是一般智力繁荣的结果，作为机器的人工智能并不像19世纪的旧机器一样吸纳了物质生产的技艺，而是吸纳了包含在人类头脑中的理智能力，并最终使得机器不再只作用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同时还涉足非物质性劳动领域的权力，甚至能够在非物质性劳动领域取代人类劳动者。

　　从机器到理性：马克思机器观的理论创新点

　　马克思的机器观仍然有助于我们理解作为机器的人工智能与劳动者的关系，有助于通过“机器吸纳劳动技艺”的解释框架说明人工智能何以是当今的新机器。今天必须进一步追问的是：如果说作为新机器的人工智能吸纳了人类的理智能力，那么这一吸纳的意义是什么？据此如何论说“新机器”的“新”？通过这些问题，可以发掘马克思机器观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两大理论创新点。

　　首先，人工智能吸纳了人类的理智能力，模拟了人类理性，推进了关于“一般智力”概念的创新思考。第一，对“一般智力”的探讨需要从“对象化”问题延展到“对象性”问题。传统对一般智力概念的理解包含的预设往往是，一般智力来源于活劳动主体，而机器是对象化的一般智力。机器之所以以科学合理的方式运转，是由于它是人类科学知识的对象化。然而，对于人工智能来说，一方面，神经网络和算法虽然来源于人类的设计，是一般智力繁荣的结果，但与一般的机器无异；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以生成具备理性外观的内容，自主地与人类展开交互，可以说，正是由于人工智能模拟了人类理性，它不再只是人造的“对象化”的物，而成为了与人面对面的“对象性”交互者。第二，对“一般智力”概念的探讨既需关注“来源”问题，又需进一步关注“结果”问题。除了把握人工智能的发展来源于一般智力的繁荣，还需看到，正是一般智力的发展使得人工智能能够凭借理性化的算法来呈现其他人类能力，如情感与反思。以情感为例，人工智能所呈现的情感表象来源于内部技术机制的运作，可以说是一种被机器制造的“情感”。诸如此类，当人工智能愈发像人，则一般智力的发展愈发成为人类能力被吸纳、被模拟的枢纽，其结果是人类能力成为了机器以合理化的方式学习的对象和输出的表象。

　　其次，人工智能对人类理性的模拟带来了“人机关系”再度改写的现实契机。如果说机器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使得“工具从属于劳动者”的关系被颠倒为“劳动者从属于机器”，那么人工智能使得“从属”关系能够被打破。正是由于人工智能可以凭借其对人类理性的模拟而与人类进行内容交互，人际关系将呈现出两种新特征。其一是人工智能对人类主体的重塑，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语言风格、逻辑条理将重塑人类的语言表述。其二是人工智能与人类主体的对抗与强化，在持续问答与驳斥的交互中，人工智能能够帮助人类梳理思路并实现人机共创。尽管人类仍然可能放弃自主性并依赖人工智能，甘愿从属性地做人工智能的“有意识的肢体”，但在非物质性生产领域内，从属关系的打破能够由人类自身实现，此时人工智能是人类理性的对话者、激发者而非统治者。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讲，人工智能的出现打破了机器大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垄断生产资料来实现的人对机器的从属，随着人工智能通用性与可及性的发展，人工智能凭借对人类理性的模拟欲改变非物质性生产领域中的人机交互共创，并引领新的生产变革。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