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翻译界的任务已经从过去的向中国“翻译世界”更多地转向了向世界“翻译中国”。事实上，在20世纪早期就有一批兼具中国情怀与世界视野的中英双语作家开始自觉探索向世界“翻译中国”的道路。这批作家主要包括熊式一、萧乾、叶君健、老舍、杨刚等老一辈双语作家，他们的跨语际叙事使得中国故事得以在20世纪上半叶进入西方视野，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跨文化建构。在此意义上，重访20世纪早期中英双语作家的跨语际叙事具有超越历史钩沉的现实意义。

　　爱国主义的跨语际叙事

　　如果将目光投向活跃于20世纪早期的中英双语作家，不难发现他们构成了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创作群体。他们大多具有跨文化的教育背景，在国内接受过外语教育，又分赴英、美等国继续深造。这批双语作家的特殊性在于，他们不仅是中国故事的亲历者与创作者，而且也是讲述者与传播者。创作与翻译在他们身上合流，使他们具备了将中国经验直接编码为国际叙事的能力，而且，他们的精神内核中有一种深沉的爱国情怀。

　　熊式一用英文创作的长篇小说《天桥》（The Bridge of Heaven）向世界讲述了近代中国寻求民族独立的思想历程。此外，他还借助戏剧向世界“翻译中国”。他的英文剧作《王宝川》（Lady Precious Stream）即是一个典型案例，该剧于1934年在伦敦首演，随后登陆纽约百老汇，成为西方戏剧舞台上的重要文化事件。而萧乾则借助人类共通的情感经验传递中国声音。他将自己的多篇中文短篇小说自译成英文，于1944年在英国结集出版。例如，《邮票》（The Philatelist）讲述了一位中国东北的流亡学生决定返乡抗日的故事，作品的情节和人物命运让身处二战炮火中的英国读者产生了深刻共情，使萧乾讲述的中国故事获得了超越国界的感染力。叶君健可以说是这批双语作家中将翻译与创作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一位。20世纪40年代在英期间，他不仅翻译了多位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同时还直接以创作英文小说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其中，长篇小说《山村》（The Mountain Village）的影响力最为显著，该书于1947年在英出版后被英国笔会评为当年最佳小说。作家以主人公春生的第一人称视角向西方读者呈现了20世纪早期中国民众一步步走向革命道路的历程。

　　女作家杨刚的跨语际实践尤为独特。她是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英译者，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与保家卫国的决心。此外，杨刚用英文创作的短篇小说《日记拾遗》（Fragment from a Lost Diary）于1936年在英国出版，作品收录于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编辑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Living China）。该作品向西方读者展现了中国革命的历程与女性的觉醒，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建构出独特的中国革命女性形象。老舍与前面几位双语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经常采用与人合译的模式。从1943年至1949年，老舍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在此期间，他与浦爱德（Ida Pruitt）合作翻译了他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The Yellow Storm）。通过删减故事内容、重构叙事节奏，老舍用自己的方式向西方读者传达了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刚健的文化品格。此后，他还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断魂枪》自译、改编为英文话剧《五虎断魂枪》 （The Spear That Demolishes Five Tigers at Once），将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侠义精神用现代的方式传播到西方。

　　跨语际叙事的特征与意义

　　中英双语作家的跨语际叙事包括他们的异语写作与文本自译，这也是这批双语作家“翻译中国”的一种共有模式，其首要特征在于“以我为主”的选材策略。他们不是被动地接受西方出版机构的选题要求，而是主动选择那些能够体现中国精神、呈现中国现实的题材进行创作与翻译。例如，萧乾在英期间的自译选材聚焦于中国普通人在战争中的生存状态，其作品真实反映了中国青年在抗战中的思想变化，这是一种基于个人价值认同的翻译选择。再如，熊式一选择《王宝川》而非其他中国故事进行创作改编，主要因为这出戏展现了不同于西方刻板印象中的中国女性形象。这种选材策略的实质是叙事的主动权问题。长期以来，西方传教士、汉学家、旅行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并不能呈现中国的真实面貌，这批双语作家的跨语际叙事构成了国家形象建构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20世纪早期中英双语作家跨语际叙事的第二个特征是“为我所用”的文化阐释策略。他们不拘泥于文字层面的基本转换，而是从目标读者的认知框架出发，对中国文化元素进行阐释性改写。他们的核心宗旨是在语言或体裁转换的同时，重新组织意义的表达。熊式一在保留中国传统戏曲大团圆结局和人物关系框架的同时，对《王宝川》的台词、情节节奏、舞台呈现方式进行了符合西方戏剧传统的调整，以西方观众能够接受的方式传递他们原本陌生的东方价值。

　　创作者的“主体在场”是这批双语作家跨语际叙事的第三个特征。传统译者的任务是再现他人的作品，而在跨语际叙事中，双语作家既是作品的创造者，也是作品的跨语际翻译者，这使得他们的行为自然具备身份建构的功能。当萧乾将自己笔下的中国青年形象带入英语世界时，他既是叙事者，也是中国经验的见证者；当杨刚以英文书写中国革命时，她既是作家，也是革命者；当叶君健用英文讲述中国的乡村故事时，他既是写作者，也是中华文化精神的传递者；当老舍将自己的短篇小说自译为英文话剧时，他既是创作者，也是中国武侠精神的国际阐释者。这种主体身份的叠合使他们的跨语际叙事具备了超越语言层面的现实意义，其本身就是中国叙事的一部分。中英双语作家跨语际叙事的独特价值在于，他们传递的既是关于中国的知识，也是来自中国的声音，而这个声音的发出者本身就在现场，其可信度与感染力远高于第三方的转述。

　　回到当下，在日益壮大的向世界“翻译中国”的版图上，这批20世纪早期中国双语作家的历史经验能够为我们提供多方面的启示。当西方主流媒体以简化的二元框架叙述中国时，老一辈双语作家的跨语际叙事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破局的可能。他们的跨语际叙事提醒我们，在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真正决定中国故事能否被世界接受的不只是传播渠道的拓展，还有叙事主体的在场、叙事主动权的把控，以及将中国经验直接编码为国际叙事的跨语际实践能力。

　　（作者系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翻译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