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首个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于2025年12月生效。自该禁令通过以来，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出台或考虑出台类似立法。这些举措主要源于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和普通民众的担忧，因为多项研究表明，过度依赖社交媒体平台与抑郁和焦虑的发生率上升、对自身形象认知扭曲以及自尊心低下等问题相关。然而，澳大利亚在线安全监管机构近期发布的最新调研报告显示，在该项禁令实施三个月后，超过80%的澳大利亚青少年仍在使用设置了年龄限制的社交媒体平台。由此可见，该禁令并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本报记者就禁令实施效果不佳的原因、相关政策的制定是否有证据基础以及如何系统应对社交媒体沉迷等问题采访了有关学者。

　　禁令实施面临诸多挑战

　　基于2025年12月社交媒体禁令实施前的全国调查数据，以及后续为期三个月的调查数据，澳大利亚在线安全监管机构对803名青少年及其家长进行了调研，目的是考察禁令实施是否取得了预期效果。调研结果表明，在禁令实施三个月后，青少年的社交媒体账户拥有量和使用时长减少程度有限。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信息科学教授丽莎·吉文（Lisa Given）于“对话”网发文称，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平台未能有效实施年龄验证措施”。事实上，超半数受访青少年表示，平台甚至没有要求他们确认自己的年龄。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高级讲师凯瑟琳·佩奇·杰弗里（Catherine Page Jeffery）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很难断言社交媒体禁令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也许是因为年龄验证技术尚不成熟，随着技术的进步，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变。但相关研究显示，出于保护青少年隐私的考虑，澳大利亚政府禁止社交媒体平台要求用户提供正式文件来验证年龄，这使得年龄验证既困难也不精确。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部分社交媒体平台根本没有执行相关措施，甚至期待着相关法规失效。

　　此类社交媒体禁令的实施面临诸多挑战。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心理学与信息科学教授斯蒂芬·舒勒（Stephen M. Schueller）等人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首先，执行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在实际操作层面存在较大困难。要使禁令有效，就必须彻底禁止或大幅限制青少年对社交媒体的访问。年龄验证机制以及社交媒体禁令的执行方式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在澳大利亚，社交媒体平台往往要求用户从多个选项中选择一个来进行年龄验证。例如，上传身份证件、自拍照片或视频以及提供银行账户登录信息等。这要求家长、青少年，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所有用户向科技公司提供可识别且具有价值的个人信息以证明其年龄，引发了人们在隐私保护方面的担忧。

　　其次，自上而下强加给青少年的社交媒体禁令，与青少年群体的特点和需求并不相容。青春期的核心发展特征包括对自主性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对地位和尊重的高度敏感。因此，该类强硬且具有强制性的限制措施可能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青少年会将其视为一种控制。既有经验表明，此类做法极易引发反抗、导致违规行为和隐瞒行为增加，并最终削弱青少年与成人间的信任关系。

　　再次，仓促实施的社交媒体禁令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此类禁令实际上可能使青少年接触到更多风险或有害内容。在澳大利亚，法律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拥有社交媒体账号，但并未禁止他们匿名浏览社交媒体网站。这导致青少年虽然仍能访问社交媒体内容，却失去了与年龄相关的账户保护措施，如内容过滤功能和家长可以使用的控制功能。此外，青少年还可能通过创建虚假账号来掩盖其真实年龄，从而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继续使用社交媒体，同时向其他用户展示成年人身份。青少年也可能选择放弃社交媒体，转而前往互联网中管理较少、安全性较低的部分，寻求社交联系和获取信息。

　　最后，限制社交媒体访问可能会影响重要的教育和社区资源获取。许多学校、面向青少年的组织和机构都利用社交媒体来分享信息、推广线下活动、促进社区建设。在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实现沟通和资源共享的同时，禁止青少年访问社交媒体的做法，传递了一种矛盾的信息，限制了青少年获取信息和资源的机会。

　　开展扎实研究评估政策实际效果

　　支持社交媒体禁令的人认为，社交媒体损害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禁止或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有助于缓解焦虑、抑郁等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这一观点在媒体和公共领域被广泛传播，导致许多政策制定者误以为学术界对相关问题已有“定论”，并认为社交媒体是青少年焦虑和抑郁增加的主要原因。舒勒等人表示，这些说法与当前的科学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例如，在对现有证据进行综述后，美国国家科学院有关社交媒体与健康关系的研究显示，这两者间关联性较弱。与当前普遍认为社交媒体对青少年有害的文化叙述不同，现实情况更为复杂。

　　对于社交媒体禁令是否有助于改善青少年心理状况，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确认，只有“不可靠”的研究成果。舒勒等人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多数研究依赖对单一时间点、单个受访者社交媒体使用情况和心理健康症状的回顾性报告。相关研究的设计导致它们无法可靠区分因果关系，且相关性很可能受到共同方法偏差和第三变量的影响。共同方法偏差是指变量间的关联并非由于真正存在关系，而是由于采用了相同评估方法所致。研究人员需要开展有助于因果推断的实验研究，以便更直接地回应政策制定者的疑问。

　　鉴于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可能产生的影响尚不明确，因此有必要开展扎实的研究以衡量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实际施行效果。舒勒等人解释道，严谨的评估不仅有助于推动技术使用以及与福祉有关的科学的发展，还能确保研究人员能够向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关禁令影响的建议。此外，在研究以上问题时，单一的评估结果是不够的，评估者应采用多变量、多信息的方法进行测量。与此同时，还要找到在现实世界中对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进行实验性或准实验性检验的机会，虽然这一做法具有挑战性，但对评估其影响至关重要。

　　简言之，针对青少年的社交媒体禁令是一种未经验证的干预措施。目前关于社交媒体限制的实验性研究排除了可能受到此类禁令影响的青少年参与者，导致研究结果不一致。近期和即将实施的禁令为实现科学进步提供了机遇，但必须精心设计并开展评估工作，否则可能导致信息质量低下，无法推动科学研究或指导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在禁令逐步推行的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来开展评估工作，并尽可能采用创新且可行的方法，以支持因果推断。社交媒体禁令可能有助于改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但也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我们必须确保能够公平地测试并给出这一重要问题的答案。

　　系统性应对社交媒体沉迷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妮可·特纳·李（Nicol Turner Lee）表示，针对青少年的社交媒体禁令难以执行的原因之一是，青少年往往能找到规避限制的方法。即使禁令能够成功实施，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也未必能显著减少他们的“屏幕时间”。一项研究表明，限制青少年访问某些社交媒体平台，可能会促使他们转向其他活动，例如看电视、玩电子游戏，甚至探索互联网的“阴暗角落”。禁令也可能剥夺青少年在指导下逐步熟悉网络环境、提升数字素养的机会。在她看来，青少年迟早都会接触这些平台，完全禁止他们使用社交媒体会延误父母与子女之间关于网络风险的重要对话，同时也会阻碍青少年培养相关能力。

　　杰弗里则认为，家庭和学校在引导青少年健康使用社交媒体方面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例如，开展批判性数字素养培训对于帮助青少年掌握安全上网技能至关重要，从学校教育早期开始，此类培训就应被纳入课程体系。家长在与孩子讨论其数字行为，并支持他们安全使用网络方面也应发挥重要作用，但许多家长并不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而且许多人认为自己缺乏相应的技术能力。因此，有必要为家长提供更多的支持，以帮助他们指导孩子安全地使用网络。

　　杰弗里强调，父母需要尽早与孩子展开相关对话，即使孩子尚未接触社交媒体。网络上存在许多不同种类的风险，父母不应以孩子年龄尚小为由回避谈论有关问题。此外，父母不应只是向孩子传达规则和指令，而应坦诚地与其讨论数字行为，倾听孩子的意见，并与其共同制定一些规则。立法固然具有重要作用，但不应采取“一刀切”的禁止措施，而是要制定更细致严格的法律，要求社交媒体平台承担针对所有人的“数字照护义务”。这应与加强家长的支持和提升青少年的数字批判性素养同步推进。

　　政策制定者主要关注的是接触有害内容以及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但有害内容和社交媒体并非只影响未成年人。成瘾性设计、危险内容和负面心理会影响所有年龄段用户。在李看来，这表明人们需要系统性地解决有关问题，而不仅仅是作出基于年龄的限制。为了构建更安全的数字环境，更有效的途径是追究科技企业对其平台设计和内容审核系统的责任，因为正是这些系统使得有害内容和行为得以持续存在。与其禁止青少年访问能够为其赋能的网络空间，立法者更应该着重监管那些助长网络有害内容的底层系统。

　　着眼于平台设计和整体治理的监管方式，为构建一个对所有年龄段用户都安全、包容且可持续的数字环境提供了一条充满希望的路径。除此之外，学术界还必须探究年轻人沉迷社交媒体的根本原因，答案或许在于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王俊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