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融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探索

2026-09-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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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智技术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持续深化。但目前仍然缺少人工智能对具体学科知识结构、方法体系和研究组织完整链条影响的实践案例。技术若仅停留在外围辅助环节,就容易沦为“通用模型+学科资料”的简单叠加,既难以触及科研范式变革的深层内涵,更难以推动学科发展的跃升。因此,深入推进人工智能与具体学科实现系统性融合已成为充分发挥数智技术作用的当务之急。

  以学科自主性为基石推动融合

  人工智能与具体学科融合,首先要回答“与什么融合”。大模型不会自然获得特定学科的问题意识、理论立场和方法规范。没有原创理论和领域方法的引导,人工智能至多是高效率的通用工具,难以成为可靠的领域研究伙伴。

  区域国别研究具有多语种、跨学科、重历史、强现实等特点,为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提供了典型场域。陕西师范大学以“三海两亚”研究为基础建设专属智能研究系统,尝试把原创研究框架、专业方法与人工智能结合起来,为推动人工智能在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规范下参与知识生产、促进理论与方法创新作出了探索。“三海两亚”研究以里海、黑海、波罗的海及中亚、西亚为研究区域,强调相关区域历史和现实的联动,以及地区政治与全球体系大国博弈的复杂互动。它以历史过程论为认识论立场,主张从长时段的帝国互动、文明交往与制度变迁中理解现实区域结构;以比较帝国史为核心方法,考察多重帝国遗产的沉积、冲突及其复活;以文明交往互动视野下的中国自主原创知识生产为价值追求,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立场、中国视角和中国表达的原创区域知识。

  在这一框架统摄下,比较帝国史、教科书比较、田野调查等传统方法和人工智能文献处理等新兴技术相互贯通。历史教科书比较尤其能体现学科方法与智能技术结合的必要性。比较帝国史回答“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教科书比较则追问“不同国家如何讲述这段历史”。教科书对历史事件的选择、评价及对“自我”与“他者”的塑造,会影响国民的历史意识、身份认同,也会作用于一国的对外政策。人工智能使不同国家、语种和版本的教科书围绕同一问题展开系统比较成为可能,但比较维度和解释框架仍须来自学科积累。由此贯通历史结构、叙事认知与现实行为,可为理解国际局势、研判相关国家行为提供更深层的智识支撑。

  从工具叠加迈向方法体系融合

  人工智能与学科的深度融合,关键不在于为学科简单叠加多少智能功能,而在于能否把学科方法转化为机器可以执行、研究者能够检验的知识操作。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形成理论框架、智能系统与研究实践构成循环反馈的整体:框架引领系统方向,系统使方法在大规模、多语种材料中协同运行,实践产生的新认识则反哺框架。

  一是跨语种语义整合。语言壁垒不能仅靠文本翻译解决。同一历史事件在不同语言的学术传统中可能使用不同概念,在不同国家的教科书中也可能形成不同叙事。系统围绕研究意图组织多语种并行检索,以各语种本地学术表达进行原生查询,对结果进行跨语种关联和重排,使“打破语言壁垒”从一般翻译提升为多语种叙事的语义整合与批判性比较。

  二是多智能体协同。系统按照学术研究流程设置不同智能角色,分别承担框架概念规范与研究取向校准、史料分层与跨语种检索、综合分析、学术表达和引用校对等任务,贯通选题、检索、分析、撰写和审校环节。其重点是把学术分工、协作与质量控制转化为可执行流程,使人工智能成为支撑团队协同研究的学术基础设施。

  三是研究方法论凝练。学术研究中许多关键能力以缄默知识的形式存在于研究者的长期经验中,如辨别史料层级、建立历史因果联系、解读教科书叙事和组织跨学科论证。从团队成果和相关学科优秀研究中提炼论证逻辑、史料运用方式与分析路径,经实践检验后形成可执行、可迭代的方法规范,既是把分散于个人的方法论缄默知识转化为团队可共享的知识资产,也是为利用人工智能开展研究提供操作手册。

  在组织创新中坚守价值底线

  当智能系统进入学科核心研究流程,其影响就不只是提升效率,还将推动学科迭代与研究组织变革。因此,融合越深入,越要重视学术诚信和人的主体性。

  历史文献年代久远、版本复杂,多语种转换又增加了核验难度,通用大模型极易生成看似合理却无法溯源的引文或论断。为此,需要关注三个层面的核验,将风险治理嵌入智能研究全流程:以框架概念规范防止大模型曲解学科内涵,以文献引用溯源确认引文真实存在、来源可查,以论断归因核查确认具体观点确实得到所引文献支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工智能可以完成大规模检索、语义关联和线索发现等任务,却不能替代学者对意义和价值的最终判断、对文化语境的深度理解和田野调查中的具身感知。价值选择、学术责任和人文关怀始终不可让渡,人机协同的边界必须由人来清晰划定。

  人工智能与哲学社会科学深度融合,需要原创理论框架、可执行的方法体系和可信可控的智能基础设施共同支撑。“三海两亚”研究的探索不是提供可以简单复制的技术模板,而是说明一种可能路径:以学科自身的理论传统和现实问题为起点,使技术内化于学术、学科方法进入系统、系统新知反哺理论,从而为其他人文学科与交叉学科建设提供可参照的融合经验。这一融合也带来双向提升:学科借助技术支撑实现迭代升级,技术则因嵌入学科框架而获得真正的学科属性,不再以通用工具的形态运作。由此形成的历史逻辑驱动的结构性研判能力,将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的知识支撑。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

【编辑:问严锴(报纸) 胡子轩(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