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文化建设作为组织发展的重要支撑，结合内外部发展环境，视报刊为“教科书”，通过对报刊内容的通俗化阐释与在地化改造，完成知识传播的媒介系统构建，为新时代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历史镜鉴。

　　报刊承担起“教科书”职责

　　“教科书”的媒介角色定位。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报刊肩负着“宣传主义”与“开通民智”的双重使命。报刊便携、可传阅和可复制的特性突破空间限制，通过“连村传递报纸制度”实现多级传阅，以“天天出版，数量最多，读者最广”的组织发行体系优势，以及围绕特定领域或主题系统全面阐述的媒介属性，展现出独特的知识传播效能和不可替代性，切实承担起党和人民“教科书”的使命职责。

　　“全党办报”推动文化人才聚集。领导人深度参与是中国共产党办报的显著特征。延安时期，确立了社论“由中央同志和重要干部执笔”的原则，各类报刊不定期邀约党政负责人撰稿，丁玲、艾思奇等文艺与理论人才的加入更充实了办报力量，报刊事实上成为党内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同时，多项制度出台，从组织层面系统规划人才建设培育方向，为知识传播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和人才根基。

　　通俗化与在地化的传播内容改造

　　塑造“通俗化”知识话语。知识存在于“词与物、词与事、词与人”之间，传播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众对字词等话语表述的理解。面对理解能力有限的民众，中国共产党力求将深奥的政策理论、科学知识转化为易于理解的通俗语言和具体事例。以《解放日报》为代表的报刊在语言上坚持借鉴与整合相结合，标题多有口语化表达，适当运用了“洋碱”“洋火”“罐罐”“模模”等方言词汇。不同报刊在刊载相同文件或报道时，将文本转译为核心思想不变、又切合不同群体特点的话语，或针对内容较长文稿进行改编或缩写，如毛泽东的《组织起来》原文5300多字，《边区群众报》改编后文章介绍只有1900多字。此外，报刊还通过刊登歌谣、漫画和插图等方式，通过读报组、通讯员边读边唱或者“拉闲话”，对报刊内容进行通俗化转译，提升群众接受度。

　　注重“在地化”知识普及。知识并非普遍适用，而是深深植根于特定情境、文化和社会背景中。媒介在与群众接触中所产生的转换作用，推动着知识的不断建构与接受。中国共产党立足乡村办报实际，要求报刊“内容要符合群众的实际需求”，因地制宜宣传文化知识，推进知识的在地化转变。组织报刊走进生产生活，将文化知识以民众熟悉的生活化、故事化叙述呈现于报刊，将党的工作融入个人叙事，创办《科学园地》《卫生》副刊及“农学知识”“生活常识”等贴合群众的专题专栏，收录民间农谚、气象常识等乡土知识。这些内容兼具知识性与地域性特征，促成了科学话语与民间知识体系的融合，实现了祛魅启智的教育目标。

　　知识传播媒介体系的构建

　　坚持传授双向互动，搭建知识生产机制。知识传播存在非对称性传播困境，互动化交流扩散可将专业知识解构为碎片化认知单元，拓展知识可及性范围。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为此各报刊要求记者系统性深入基层，聘请农业专家参与编审生产类报道，让话剧工作者充当记者角色。开设读者园地、来信答疑等互动栏目，根据读者需求定向科普知识。依托遍布基层的通讯员队伍，鼓励民众参与稿件创作，使民众从知识接收者转变为知识生产者。在双向互动中，民众已然被纳入党的知识传播体系，具有双重角色定位。知识也在民众交往中被再次解读诠释，形成全民参与的知识传播格局。

　　拓展报刊媒介功能，构建立体化学习体系。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拓展报刊功能，设立冬学、夜校与识字班等学习场所，将报刊作为核心教材，根据民众文化水平、兴趣差异开展分层分组教学。以报刊为核心，衍生出墙报、壁报、黑板报等多样化传播载体，创造出读报、活报剧等不同传播方式，弥补纸质报刊资源的不足。部分板报采取“走读”形式流动宣传，扩展信息覆盖面。一些地区还将报刊作为学习成果的展示平台，在教师培训中纳入办报经验交流，激发民众自主互助学习的积极性。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套有层次、系统性的知识传播媒介宣发体系，体现了知识传播的梯度性与实用性，增强了民众对知识学习的参与感与认同度。

　　实施差异化布局，打造精准传播矩阵。边区民众知识匮乏，部分原因归结于“缺乏可供日常阅读的通俗化读物之故”。为此，中国共产党创办多样化报刊进行分众传播，力求传播内容与呈现方式与受众与报刊的属性特点相结合。例如，《解放日报》等综合报刊主要普及通用政策文化知识，《大众文艺》《大众习作》等专业刊物深耕业务细分领域，《边区群众报》聚焦民众日常生活。同时，鼓励各地创办通俗小报、画报等，适配不同受众和不同场景的传播需求。报刊的差异化反映出党在报刊创办中讲求精准定位与资源整合，也凸显了报刊在知识传播中的基础性地位。

　　新时代党媒知识传播的启示

　　新闻是介于“日常熟悉知识”和“系统理解知识”之间的一种知识类型。延安时期的报刊将日常生活与知识普及紧密结合，呈现出以知识赋能民众、服务大局的核心理念，实现媒介传播与教育规律的深度融合。这一模式为新时代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了启示。

　　其一，坚守知识传播核心价值。当前虚假信息频发，宣传载体整体呈现弱“知识性”趋势。媒体需重拾知识传播初心，立足党性和人民性，深耕优质知识性内容，权威解读理论成果，普及科学文化，打造具有公信力的新时代教科书，发挥知识学习引领作用。

　　其二，优化知识传播形态。革新话语体系，借鉴大众化、在地化传播经验，注重以年轻化、生活化、网络化叙事方式表达。依托新媒体技术打造沉浸式、交互式传播场景，建立用户共创、双向互动的传播机制，针对不同受众精准推送差异化知识内容，提升知识传播精准度与接受度。

　　其三，创新知识服务效能。必须推动媒体将知识传播与社会实践、民生需求深度绑定，依托专业知识回应社会关切，化解舆论误区，凝聚社会共识，从单纯知识传播载体升级为综合知识服务平台，实现从知识传递到知识赋能的价值闭环，持续发挥服务社会、引领发展的核心作用。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