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以折中六艺的方式，为传统社会建立起共同价值、共同文化，塑造了中国人的古典世界观，因此孔氏能够传承至今而不绝。我们在理解南孔文化的内涵时，要区分“孔氏家族文化”“儒家文化”两个概念。因儒家文化始终作为推动古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力量，孔氏家族文化才得以作为一个象征符号，突破了时空局限而获得长久的尊荣。随着中华文化的赓续发皇、生生不息，孔氏的象征意义愈发凸显，最终超越了王朝兴衰治乱的周期，而成为一个稳定的公共文化符号。

　　纵观历史，周边族群进入中原建立政权时，往往借助孔氏这一文化符号，实现凝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目的。如靖康之变后，南宋以孔玠袭衍圣公，金朝也将留守曲阜的孔璠封为衍圣公，而后蒙古政权又以孔元用、孔之全父子为衍圣公，由此出现宋金元三个并立的政权分置衍圣公的现象，这种争夺看重的是以孔氏为代表的中华道统所具有的消解族群文化隔阂、弱化地域文化差异的意义。两千多年来，中华文化对于孔氏家族的重视，让不同地域、不同群体分享同一套文化符号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由此催生共同的文化记忆与价值认同，唤起整体性的民族情感。

　　南孔文化在江南的持存与儒学在南方的展开互为表里。在这一进程中，有两个重要节点。一个是宋室南渡，孔氏大宗随迁衢州。这一事件对于文教中心的南移具有象征性意义，大宗南渡带动了华夏文脉向江南腹地延伸，使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国旋涡”获得更为广阔的辐射范围，推动了理学发展、书院兴盛、礼俗普及，极大充实了南方的文化基础。最终使朱子学在南方充分展开，元朝建立之后，孕育于南方的朱子学回到北方，被确立为儒学正统。另一个是在明代中后期。忽必烈统一天下后，南宗孔洙主动将衍圣公爵位让予曲阜北宗，南孔自此停袭世封。而明正德年间，朝廷授孔彦绳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重开南宗奉祀之职，这是南孔文化得以延续的关键转折。这一礼制调整重塑了孔氏文化的象征体系格局。重开南宗奉祀之职与南宋朝廷“赐家衢州”于孔氏有本质差异，“赐家衢州”的核心指向是对中华文化象征体系的争夺，而重开南宗奉祀之职时已有北孔的衍圣公，所以此举的意义在于肯定文教中心北还之后，留在南方的孔氏文化依然具有文教的象征意义。

　　在明中期以后大一统的政教格局中，南北孔氏的文化功能是相互协调而各有侧重的，北孔重视国家典礼，南孔则以“化民成俗”为己任，南孔的这种取向正是明代中后期儒学庶民化走向的反映。以阳明学为代表，这种庶民化强调平等性，要求从同理心、主体性出发，建立起道德生活；强调礼乐文明不囿于地域与血脉，无论是中原、江南，抑或周边地区，皆可凭内在的良知成就德行。具体来说，即以具身性的共学来相互砥砺，通过营造一个涵养德性的场域，为德性的成长提供契机。明中期重开南宗奉祀之职，即是以礼乐场域的营造，开辟出一个共学的空间，让凝道成德的精神在此流动，让生意在此萌发和彰显。在礼乐的熏染和象征性的感召之中，每一位社会成员都可在朴素的日常生活中养成一种仪式般的敬意，同时也在身份秩序中，保持着情感的流动和与存在整体的感通。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