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地域儒学成为当代儒学研究的热点话题。随着程颢、程颐“洛学”的南传，尤其两宋交替之际衍圣公孔端友的南渡，浙东永嘉、永康、金华学派的形成与朱子理学的成熟，标志着传统中国文化重心的正式南移，随之在中国东南地域崛起了中华儒学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高峰。基于“儒学地域化”与“地域化儒学”的新提法，就可以把南宋以来在中国东南地域生成的浙学、闽学、赣学、湖湘学、皖学，归结为“东南儒学”这一地域儒学新命题。

　　衢州因其“东南孔道，闽越之交”的交通区位优势极为明显，同时又有以“南孔文化”为代表的深厚的儒家文化根脉，进而成为“东南儒学”的核心传播区及重要通联渠道。在以浙江衢州为中心、绵延于浙闽赣湘皖东南五省的狭长地理走廊上，汇聚了丰富的儒学文化资源，诞生出一批“盛名书院”、一群“鸿儒巨匠”、一组“历史盛会”，使这一地区成为南宋及其以后儒学文化底蕴最深厚、学术思想最活跃、历史成就最高光的地区。据统计，南宋时期全国435所书院中，这一地区就达197所，是当时全国书院最密集的区域。从空间形态来看，中国东南浙闽赣湘皖五省的儒学文化资源，东起于浙东宁绍平原，经杭州沿钱塘江和金衢盆地，在衢州交汇后分叉，一支向南通达闽北山区盆地，一支向西沿信江—抚河河谷直抵长江，另一支沿袁水—渌水河谷通达长沙盆地，总体呈“Y”字形廊道分布。这一走向分布与唐以后我国东南地区的湘赣浙东西大走廊、浙闽西线等水陆通道基本重合，是基于人口迁徙、商业交流、文化传播而形成的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文化走廊，其儒学文化资源密度显著高于周边地区，根据其地理区位和文化特质，可以将该廊道命名为“东南儒学走廊”。

　　南宋时期的中国东南地域有极为丰富的儒学历史文物遗存，并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福建的武夷精舍、寒泉精舍、考亭书院，江西的鹅湖书院、白鹿洞书院、青田书院、象山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石鼓书院、渌江书院，湖北的问津书院，安徽的紫阳书院、东原书院，皆是中国东南地区重要的儒学传播阵地，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文教功能。衢州地域的孔氏南宗家庙，朱熹、吕祖谦进行“三衢之会”的包山书院；从梅岩精舍到柯山书院，徐霖、毛友、朱熹、孔元龙、马端临等，均在烂柯山开坛设教；南宋时期，衢州的柯山书院与清献书院还进入了全国22座著名书院行列；由阳明学者李遂创办，钱德洪、王畿、邹守益、陈九川、王玑等阳明弟子在此举办讲会的“衢麓讲舍”，自不待言。位于杭州西湖的万松书院（敷文书院），历史上曾是浙江最高学府、孔氏南宗阵地、王学重镇、皇帝频频眷顾的著名书院，引领明清时期江浙书院教育的发展。明弘治十一年（1498），浙江右参政周木在原报恩寺的遗址上改建万松书院时，就聘请了在衢州的孔子第五十八世孙孔衢、孔积两兄弟负责书院的祭孔活动。后来，万松书院一直延续了这个活动，直至清朝末年、民国初年。

　　从历史影响看，南宋以来，东南儒学走廊上涌现出朱熹、陆九渊、张栻、吕祖谦、陈亮、叶适、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等一批富有改革创新和实践探索精神的儒学大家，孕育出考亭、永康、永嘉、金华、西山、湖湘、阳明、蕺山、梨洲等一批载入史册的重要儒家学派，各儒家学派思想在此区域展开“和而不同”的文化辩论，寒泉、鹅湖、三衢、考亭等一系列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走势的思想论战在此展开，其形成的学术成果、思想体系不仅深刻影响我国近800年来的思想变迁和历史进程，而且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文化产生重要影响，是前近代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从历史定位看，东南儒学走廊与河西走廊相似。河西走廊是汉唐时期首都长安沟通西域边疆、畅通丝绸之路的关键路径，东南儒学走廊则是起于南宋首都临安，沟通东南腹地、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通道。也就是说，东南儒学走廊是继河西走廊之后兴起于中国东南地域的另一条文化传播长廊，有条件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又一张新名片。

　　综上所述，以衢州为中心构建“东南儒学走廊”，就是以“东南儒学”为核心学术命题、以“南孔文化”为学术聚焦，详细梳理南宋以来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湖南等省域丰富的儒学资源，厘清孔氏大宗南渡至衢州以及由此而来的“南孔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史，梳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在衢州的传播与发展，提炼总结“东南儒学”中“格物致知”“居敬穷理”“明德亲民”“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等核心理念，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基本路径，活化利用中国东南地域的传统儒学资源，为浙江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加快建设更具创造力、创新力、竞争力、影响力的高水平文化强省，贡献儒学力量。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浙江省朱子学研究会会长、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