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儒家文化在东南区域的重要传承脉络，南孔文化既是孔氏宗族迁徙的历史产物，也是儒家道统与浙东地域学风、地方风土交融共生的文化结晶。从择居衢州的历史机缘到家庙建制的沿革变迁，从南宋浙东学术的激荡互鉴到“孔洙让爵”后的文脉转向，从南北孔氏的文化分野到南孔文化的精神特质，诸多议题始终是学界与公众关注的焦点。围绕南孔文化的历史生成、发展脉络与核心品格，本报记者近日专访了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南孔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董平，结合衢州地域历史与浙东学术传统，深度解读孔氏南宗的千年传承史，阐释南孔文化的历史内涵与文化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孔子第四十八世嫡长孙孔端友率族人随宋高宗南渡后，为什么会选择衢州定居？经历了什么样的定居过程？

　　董平：宋靖康二年（1127），徽、钦二宗被掳，宋高宗被迫南渡。南渡之后，朝廷为什么选择衢州作为孔氏家族的居住地，我认为大抵有以下原因：一是衢州本地原本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二是从地理环境来看，衢州毗连四省，襟带东西，位于东南区域交通的关键节点，相对于临安而言，在军事上更具有安全性。孔府入驻，则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文化连通与辐射作用。

　　孔氏南宗定居衢州，其实也经过了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孔端友随高宗南渡后，赐家于衢州，当时并无家庙。至绍兴六年（1136），高宗诏权以衢州州学为孔氏家庙，赐田五顷以奉祭祀，由此而形成“庙学合一”的特殊形制。至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因北归无望，衍圣公孔洙与衢州郡守孙子秀联名上奏于朝廷，以为“庙学合一”之形制不便，请独立建孔氏家庙，朝廷同意，遂于城北菱湖之下建家庙，这是独立的孔氏南宗家庙之始。但菱湖家庙后毁于火。明正德年间迁建城内新桥街新址。

　　《中国社会科学报》：整体来看，定居衢州后，南孔文化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董平：孔氏定居于衢州，特殊年代之下形成了独特的南孔文化。如果从文化地理上来考察，衢州与金华，以及江西、徽州的文化，在文化性格上可能具有更多的共通性。就南宋当时思想界的实际情况来看，除了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之外，还有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历史哲学。朱、吕、陆三家的共相，基本上可以代表南宋乾道、淳熙之间学术的基本面貌。以前所谓“浙东学派”，其实是关于浙江东路思想学术的总称。按照我的考察，“浙东学”可以大别为三支：一是以金华、衢州为主要地域的“历史哲学”；二是以宁波、绍兴为主要地域的“心学”；三是以温州、丽水为主要地域的“制度之学”。三支其实皆可由“历史哲学”加以总摄。注重历史者必注重人物活动，注重人物活动者必关注“心”，因为心是人的现实活动的主导者，所以吕祖谦也说过“史，心史也”。这就表明，所谓“史学”，其实也是“心学”建构的一种方式，是使人的存在得以呈现其意义与价值之全量的“历史”境域。但这里不便展开来讨论这一问题。南宋时，无论朱熹、陆九渊之赴“行在”，还是吕祖谦等人之入赣入闽，都必经过衢州，衢州因此也就成为不同学术思想相互交流的中心区域。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包山之会”。淳熙二年（1175）秋，继江西铅山县的“鹅湖之会”之后，吕祖谦、朱熹相会于开化县马金镇的包山书院，前后盘桓近十日，对同年夏季的“鹅湖之会”进行了深度反思。朱吕包山之会，实与“鹅湖之会”一样，为理学发展史上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个重要事件，更对衢州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塑型作用，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经史并重，心史合一，同样体现为衢州本地的基本学风。举例以明之。孔子第四十七世孙孔传，南渡之后，关注孔氏家族史，著成《东家杂记》2卷；又以其博学而续唐代白居易《六帖》，著成《白孔六帖》60卷。孔传的学术工作，应当是在衢州完成的。南宋时龙游人夏僎不仅以清正廉洁著名于史，更精于《尚书》，所著《尚书详解》26卷首1卷，博采众家，自孔安国至时人（如张九成）之说皆有采录，其实正体现为夏僎的一种独特历史观。虽然历史上《尚书》的注释类著作很多，但夏氏之作仍不失为善本，尤其对明代早期的尚书学有重要影响。至于明代阳明心学崛起之后，衢州更成为心学重镇，阳明先生临终前“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之遗言的亲证者周积，正是江山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相较于北方曲阜的孔氏北宗，南孔在文化精神和思想传统上形成了哪些独特的气质？

　　董平：“南孔”“北孔”不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而是因其族裔所居有南北而形成的一种称谓。但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南北山川地理有异，风尚习俗不同，生活日用有别，久而久之，便自然会有生活观念之改变。“南孔”原本就是在特定时势下才出现的。在此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南孔”成为圣人之后的文化象征。“浙东学”强调对现实世界保持正当的理性观审，主张对现实世界进行有理而有效干预的思想，加之衢州本地所固有的文化底蕴等，诸多文化理念及其价值效应的相互叠加，呈现出了带有某种特色或风格的“南孔文化”。可以说，“南孔文化”是由孔氏南宗所代表的儒家文化与当地固有的历史、思想、观念、风尚等相互融合之后形成的地方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元朝时期，孔洙让爵对南孔文化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否也塑造了南孔不同于北宗的某种文化品格？

　　董平：孔洙是孔子第五十三世孙，南宗最后一位由朝廷册封的衍圣公。元灭南宋之后，至元十九年（1282），元世祖忽必烈意图封爵孔氏，有人提出衢州的孔氏才是宗族嫡子，于是忽必烈打算召见孔洙，赐予爵位，使其回曲阜主持宗族、祭祀等一应事务，但孔洙认为，自己宗族五代庙墓在衢，不忍离去，于是将封爵推让于曲阜的宗弟孔治。元世祖曰：“宁违荣而不违道，真圣人后也！”自此衢州孔氏罢封衍圣公。

　　由于“孔洙让爵”，南宗地位显著下降，但仍受朝廷礼遇并保留独立家庙与祭祀权。在衢州本地的南宗后人，更多地投身于地方文化建设，担任学官或任教于各书院，对地方文化的封殖涵养起重要作用，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南孔文化最核心的精神特质是什么？

　　董平：南孔文化的特质仍然是通常意义上讲的儒家文化。坚持中国文化的整体价值立场，重视社会共同体的公共秩序建设，身体力行以保持中华文明价值体系的持续绵延，正是君子之学的共相特征。不论是南宋初的孔端友扈跸南渡，还是元朝时的“孔洙让爵”，都是以孔氏南宗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特定时代条件之下的鲜明体现。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唐红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