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东西部协作既是统筹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培育地区发展内生动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实践载体，也是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完善国家治理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因此，系统阐释并深度挖掘东西部协作蕴含的学理逻辑与时代价值，既是完善跨区域协作制度、创新协作实施路径、拓宽协同发展领域的理论前提，也是以理论指导实践、推动东西部协作常态化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原创性区域治理制度与理论体系

　　东西部协作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植根我国独特制度禀赋，契合超大规模国家现代化发展客观规律，形成了一套原创性的区域治理制度与理论体系。其理论根基、制度逻辑、发展内核自成一体，构建出有别于西方的本土化学理范式。

　　东西部协作是对马克思主义区域发展思想、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本质要求的创造性运用与时代化拓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剖析区域分工、城乡对立问题时揭示，生产力空间布局失衡、社会资源分配不均是区域发展分化的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纯粹市场自发调节只会持续扩大区域两极分化，唯有依托社会整体统筹调控，重构生产力空间布局，方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规定，内在要求破除区域、群体间发展壁垒，推动发展成果全域覆盖、全民共享。东西部协作以国家顶层统筹实施跨区域资源再配置，有效弥补市场调节固有的自发性、滞后性弊端，引导资本、技术、人才、产业等高端要素有序向欠发达地区流动，持续优化全国生产力空间布局，从制度层面有效破解区域发展失衡难题。

　　东西部协作是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在区域治理领域的集中呈现，搭建起“国家统筹、省际结对、市场驱动、社会联动”的复合型运行体系，生成独具中国特色的跨行政区协同治理框架。第一，纵向贯通的层级协同逻辑。党中央统筹战略顶层设计，划定协作总体方向、完善长效制度框架；各省级行政区落实结对帮扶责任，细化配套实施方案；市县层面立足本地资源禀赋落地项目、精准对接发展需求，构建权责清晰、上下联动的协同体系，从体制上化解跨区域治理权责分割、政策碎片化难题。第二，横向结对的省际互补逻辑。突破单一行政区划治理边界，建立固定结对、长期帮扶、责任绑定的稳定协作机制，推动东部先发区位、产业、要素优势与西部土地、能源、政策空间优势精准匹配，开创跨行政区统筹发展、互利共生的新型治理模式。第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逻辑。区别于西方完全依托市场主导区域发展的单一模式，东西部协作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元协同格局：政府统筹公共财政资源，补齐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市场主导产业共建、要素流通，激活区域内生发展动能；社会组织、公益力量参与基层帮扶，凝聚全域协作合力，实现制度优势、市场活力、社会向心力有机融合。

　　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区域发展的核心遵循，也是东西部协作最重要的学理内核。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优先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率先发展，快速积累资本、技术、现代管理经验，培育全国经济增长极。伴随东部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国家综合国力持续增强，通过制度化、长效化的东西部协作机制，推动先发地区定向帮扶后发地区，走出一条从非均衡发展向全域协调均衡发展平稳转型的特色道路。东西部协作摒弃单向度资金转移、“输血式”短期帮扶的传统模式，坚持“双向奔赴、互利共赢”的发展逻辑，彻底跳出依附型发展陷阱。对东部而言，产业梯度转移、西部市场拓展能够消化优质富余产能，拓展产业发展纵深空间；对西部而言，承接东部优质产业、引进先进经营模式、培育本土特色产业链，实现从被动接受帮扶向主动自主发展的深刻转变。30年来，东西部协作已逐步形成要素互通、产业联动、资源共享、同步提升的良性循环格局，成为超大规模国家区域治理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历经30年持续实践迭代，东西部协作已从脱贫攻坚阶段专项帮扶举措，升级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统筹区域协调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在补齐发展短板、培育发展动能、创新治理模式、彰显制度优势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实践价值。

　　第一，系统性破解区域发展失衡突出难题。作为国家重塑区域发展格局的核心政策抓手，东西部协作依托常态化、制度化、精准化跨区域帮扶，全方位补齐地区发展短板。硬件方面，统筹东部资金、项目资源完善西部交通、水利、数字新型基础设施，破除地理区位带来的发展制约；软件方面，东部地区通过干部挂职、师资轮岗、技术输送、管理经验输出，全面提升西部公共服务供给、基层社会治理、特色产业发展专业化水平；产业方面，依托产业、劳务、消费三大协作渠道，推动东西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深度融合，重塑全国生产力空间布局，持续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第二，持续培育西部可持续内生发展动能。依托东部成熟产业资源，东西部协作定向向西部转移适配当地资源禀赋的特色产业，推动西部摆脱原材料输出、初级加工的低端产业锁定，向精深加工、区域品牌打造、全产业链一体化升级；依托常态化人才双向交流、职业技能培训、返乡创业扶持，为西部培育本土技术工匠、产业经营人才、乡村治理骨干，破解人才短缺、技术落后的核心制约；同步复制东部成熟乡村运营、市场经营、基层治理机制，推动西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特色产业运营规范化。在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基础上，赋能式协作持续扭转西部被动发展格局，使其自主发展能力、长效可持续发展能力稳步提升，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现代化建设筑牢根基。

　　第三，有形有感有效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部地区发展事关民族团结长远大局与边疆长治久安，东西部协作不只是经济发展工程，更是凝聚人心、巩固团结的民心工程。结对帮扶、干部人才互派、产业共建、劳务互通、社会互助等常态化协作载体，搭建起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长效平台。东部帮扶干部、技术专家、企业家扎根西部基层干事创业，西部群众赴东部务工求学、创业就业，大规模跨区域人员流动带动文化互通，有助于破除地域隔阂与文化壁垒，持续增强各族群众文化认同、情感认同与国家认同，以务实举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26年是我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东西部协作转入常态化帮扶的起步之年。常态化推动东西部协作提质增效，必须把握好四大实践方向。第一，锚定共同富裕根本目标，统筹兼顾发展效率与社会公平。持续缩小东西区域差距、城乡发展差距、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把均衡普惠作为协作工作根本评判标准。第二，深化双向协同共赢机制，彻底摒弃单向帮扶思维。强化东西产业互补、要素双向流通、发展利益共享，构建稳定长效协作共同体。第三，聚焦培育内生发展动力，实现从资源输入向能力输出转型。重点输出先进治理机制、专业技术、本土人才，推动西部提升自主可持续发展能力。第四，健全多元协同赋能体系，推动协作模式创新迭代升级。统筹整合政府、市场、社会各方力量，推动协作由政策性短期帮扶，转向制度化、市场化、常态化长效协同。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