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之于中国文学史书写绝不是简单的嫁接关系，而是一次由技术变革和学科自觉共同推动而形成的耦合关系。其逻辑在于利用数字人文方法破除传统文学史书写的困境，并在“重写中国文学史”和“建立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号召下展开。它既不是技术对人文研究的单向渗透，也非人文研究对技术的被动接纳，而是形成“技术适配人文特质、人文引领技术方向”的双向互动关系：数字技术需贴合中国文学史料的多元形态与本土发展逻辑，人文研究则需借助数字技术突破史料处理、叙事表达与认知范式的固有局限。

　　数字技术介入的

　　背景与动因

　　数字技术的介入已成为迫切的现实动因。中国文学史料浩如烟海，无论是先秦诸子之书、汉魏六朝诗文还是唐宋诗词、明清小说乃至近现代文学资料，可谓卷帙浩繁、形式丰富，在以往人文学术领域中以人工整理阅读方式完成史料大发现和大研究的工作已属不易，急需借助相关技术工具来辅助推进。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史书写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话语影响，存在着“以西律中”研究中国文学、“重精英轻大众”“重演进轻并置”等症候，难以充分体现中国文学的主体性和自我更新逻辑。“重写中国文学史”命题的提出本质上是对这种西方中心主义阐释框架的反思，以及对构建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追求。

　　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为中国文学史书写提供范式。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呼吁人文研究从中国的文化历史实际出发，建立起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以及学术话语。数字人文技术可以通过对具体中国文学史料的转化、对文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对文学史演进叙事的重构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局限，成为中国文学自主话语体系的有效助产士。如通过建立文学大数据、研发契合文学实际的文本挖掘程序、搭建具象化的数字文学史框架等，可以带动中国文学史研究从“跟跑”西方理论到“自主创新”，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有力的学科创生基础。

　　中国文学史书写的传统困境

　　史籍开发的桎梏与难点。中国的文学史料繁多庞杂、形式多样、散藏各地，以往的文献搜集方式主要是靠人力手录、校订、辑抄，费时费工且很难做到广泛搜寻及有效查找。如明清以来大量的地方文人别集、俗文学作品等文献散藏在各地图书馆、档案室，没有经过系统的整理，致使这些重要的史料长时间处于文学史研究的“盲区”中；即使是经过整理，相关资料的使用者也无法迅速从大量的资料集中找到相关资料，比如某位作者与其他作者的交往情况如何？这篇文章对另一篇文章产生了什么影响？这就造成了以往的一些文学史书写的局限，难以完整地揭示文学史的多样面貌。

　　线性的、单一化的叙事模式。在文学史撰述中，“时间线索+作家作品”的线性叙事方式比较常见，即按照时代或者文学思想流变的轨迹来叙述重要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流派。这种线性叙事虽有利于简明扼要地呈现文学史脉络，却也将复杂的文学历史变成了简单的“精英文学发展史”。比如中国文学史一直以屈原、李白、杜甫、苏轼等经典作家为主，忽略了女性作家、地方文人、通俗文学作家等边缘人群；一直强调文学的“进步性”“线性发展”，忽略了文学发展中地理上的互相渗透、文体间的彼此影响、高下之间的互相融通，导致单一化、片面化的叙述模式，不仅不能完整地展现中国文学历史的全景，还极易陷入西方文学叙事的直线式思维方式误区中，不利于形成富有中国气息的文学史叙事模式。

　　研究方法的主观化与阐释立场的西方化。传统的文学史研究以文本解读为中心，重视研究主体的感悟能力与理论思维，其研究方式也有一定缺陷。一方面，研究方法的主观化会造成研究结论的无法证伪与难以再现，不同主体对同一篇文章的理解会有很大出入，难有定论；另一方面，由于近现代以来西方文学理论的大量输入，中国的文学史研究在阐释体系、价值判断等方面常受制于西方理论而出现“削足适履”的现象。如以西方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理论阐释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并不切合中国古代文学自身所呈现的审美特征及文化底蕴；以西方现代性话语阐释中国近现代文学，很难充分体现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自主性和特殊性，导致中国文学史书写模式西化倾向明显，极大影响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自主创造，也影响了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数字技术赋能的

　　可能性探索

　　数据挖掘视角下的文学史料深入发掘路径。数据挖掘技术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处理（NLP）、机器学习等方式实现海量文学文本的自动分词、关键词提取、主题聚类、风格识别等，以此发现文本中的隐藏模式与关联。如借助文本挖掘技术，对《全唐诗》《全宋词》进行分析，如对某一诗人群体的语言风格、常见意象进行快速辨识，揭示诗人间相互影响的关系，甚至可能发现以往未被注意的文学关系；对于近现代文学期刊、报纸的数字化文本，也可以采用数据挖掘技术来还原特定时期文学思潮的传播路径、作家间的交往网络，等等。这样的大数据分析可以突破人工作业所能抵达的限度，做到对文学史料的充分发掘和深入探讨，为文学史撰写提供更好的实证支持。

　　可视化技术与知识图谱为文学史多元叙事提供支撑。传统的文学史叙事情境以文字符号的方式进行描述，在直观上无法展示文学历史上复杂的关系，可视化技术则以图表、地图、网络等形式把文学史料的时间、空间、人、事及物之间的关系清晰地展现出来。比如，用GIS技术绘制作家的活动轨迹地图，则可直接显示唐诗群的漫游轨迹、宋词的地理分布，并挖掘出文学发展与地理空间的内在关联性；使用知识图谱技术构建文学关系网，能够显现作家、作品、事件、思想等之间多层次关系及复杂的关联性。这种可视化的呈现方法，突破了传统的单一线性叙述方式，形成了多维网络状的叙述体系，可以更为完整而具体地展现中国文学史的脉络。

　　人工智能助力文学史研究向纵深发展。随着大语言模型、智能分析工具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在文学文本的深度解读上有了可能。通过对与中国文学特质相符的智能模型进行训练，对文本语义、修辞结构、文化意涵的精准解析，可协助研究人员做细读式研究。比如运用智能模型自动挖掘古文文献中的用典、意象，并给出释义说明，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迅速理解文献内涵；对于多版本文学文献的智能对比，则有助于准确发现异同点，实现辅助文献校勘的功能。AI还能用于整理归纳文学研究成果，辅助掌握学术界动向，查找研究盲区，为突破文学史研究之陈套开一点窍门。

　　数字技术赋能能够推动中国文学史研究实现本土化与自主化转型。通过建立“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唐诗数据库”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数据库，可以将中国文学史资料转化为标准的、便于研究处理的数据；通过研制具有中国文学特色的工具及算法模型，可以冲破国外理论范式的禁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方法论；建设数字文学史平台，可以建构出有中国特色的话语方式和表述系统，并向世界展现我们自己的文学之美。这些都为重写中国文学史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与方法保障。

　　（作者系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