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我们正经历数字化与智能化协同发展的新阶段，“数字人文”“云端阅读”“AIGC”等数智科技成为学术生活的常态配置，我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接近文献，但也可能比任何时代都更容易迷失在文献的海洋里。这警醒我们：数智时代，作为对文献价值的体认自觉与文学研究素养的文献意识非但不应削弱，反而需在技术赋能下得以强化。

　　文献意识：

　　文学研究不可动摇的基石

　　文献意识的核心是对文献价值的深刻认知、对文献规范的自觉遵循、对文献运用的科学把握，体现为尊重史料、探本溯源、实事求是、崇美向善的学术精神与人文追求。首先我们必须重申文献意识对于文学研究的根本性意义。孔子曾感叹：“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这一重视文献的意识在我国学术史上一直存续，中国历史上大批有志之士秉持“信而有征”的实证精神与“辨章学术”的体系思维，从汉代校经到清代考据，每一次大规模的文献整理都承载了学人传承文脉、启迪新知的责任与使命。现代学术创建初期的大家，如王国维对戏曲文献的辑录、鲁迅对小说文献的汇编，开启了学科的转型。当代文学研究中大量手稿、书信、口述及实物文献的披露，为研究作家生平、文坛交往、历史细节提供了无可替代的一手材料，才有了“重写文学史”的底气。文献意识绝非简单的资料搜集，而是我们文学史叙事、文本阐释、学术创见的“阿基米德支点”，更是对文献的批判性理解、系统性把握与历史性定位的能力。没有扎实的文献工作，任何高大上的理论阐释都可能是一触即溃的水中幻象、沙上筑塔。

　　数智时代的双刃剑：

　　信息富矿与阐释迷雾

　　数智时代，我们的学术研究方式正经历深刻“新变”，数智技术重构了文学研究的范式与生态。数字化平台让我们得以“一键”获取过去需要矻矻穷年才能觅得的材料。海量文献的涌现使我们可以通过主题词检索，在数据库上瞬间梳理某个概念的流变，整理某一作家的纪事编年；可以利用GIS技术，直观化文人的交游网络、绘制文学地理图谱。这无疑是研究方法论上的一次解放。然而，这种便利也伴生着新的特质与挑战。

　　一是文献的“碎片化”与“去语境化”。数据库检索将完整的报刊、文集、丛书等整体文献打散为孤立的词条和片段。我们很容易捕捉到“关键词”，却可能无法直观文章在原始版面中的位置，忽略刻本行款、批注、藏书印等印刷副文本，遮蔽相邻文章构成的“舆论场”以及那份出版物的整体编辑意图。如当我们脱离《申报·自由谈》的整体语境去分析鲁迅的杂文时，其战斗的锋芒与对话的机锋或许会大为减损，造成研究论断的偏差。

　　二是信息的“过载”与“遮蔽”。我们面对的不再是文献“匮乏”，而是信息“洪流”，伴随同质化信息获取的便利与芜杂，极易导致研究的“平面化”与“趋同化”。更值得警惕的是，大数据推送的排序算法与反馈统计可能会限制我们的学术视野，形成数字茧房，将某些“热门”“偏好”文献推向顶端，而将同样重要但未被数字化的“冷门”文献埋入深渊。如笔者关注过现代戏曲学家宗志黄的戏剧创作，通过相关数据库与平台爬梳，发现其在《中央日报》《安徽大学月刊》等报刊上发表过《风雪钱唐》《北邙山杂剧》等6种剧作，撰文对其生平行实作了初步考察。近来又在相关收藏机构发现了其治丧讣告、职员履历表等一手材料，对其生卒、家世、履历等有了新的判断，而这些关键资料目前是无法通过数字平台获取的。

　　三是“数字原生”文献的涌现与可靠性挑战。在数智化语境中，生成了海量网络文学、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文章等“数字原生”文献，其中包含大量文学事件与当事人的回忆、口述、印像等复合类型的珍贵文献，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动态、易逝、版本更迭频繁，超链接稳定性不足，其作者身份、发表时间、修改痕迹的认定都对传统文献学提出了严峻挑战。研究一部从连载到成书历经多次“修文”的网络小说，其文献复杂性远超一部纸本时代的作品。同时，自媒体的快捷即时发表，在同行评议、审校编辑等质量把控环节出现一定程度的疏漏，使得大量数字文献的可靠性受到质疑，削弱了研究的可信度。

　　强化之道：

　　从“资料员”到“导航者”

　　面对如许新情势与新挑战，强化中国文学研究文献意识的路径何在？返本求真，与时俱进，我们或许可从以下四个维度考量。

　　一是强化文学文献学的根本训练。从本质上讲，数智工具是“术”，而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考据之学仍是“道”。我们不仅要会“检索”，更要懂得如何“主导”，到边到底，补齐短板。古今互鉴、中外互参，大量训练实践专题资料汇编、年谱年表的清理、专题目录的编制等。如要树立动态的文学版本意识，在研究抗战文学时，应注意其不同时期的修改现象，分析其用语、人物、情节、意旨、风格等各个维度的变化，寻绎作家心态与文学制度的变迁机理，探究抗战文学向国家文学演进的逻辑。

　　二是建立具备省思意识的数字素养。我们要了解数据库的建构逻辑，清醒地认识到其收录范围与盲区，以此主动规避算法可能带来的视野局限。同时，要注重数字文献的真伪批判问题，如近年网络不时出现的所谓名著“秘本”“别本”，多经不起专业鉴定；另如近现代报刊数据库所载译作、译者的众多变化无常的“同实异称”问题，现代文学史上大量笔名、托名、同名等问题，均需清理。审慎考察文献的可靠度，其意义远不止于判定一件文学文献的“生死”，更关乎我们如何在数智时代建立起严谨、求实的学术品格。

　　三是树立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文献运用观念。我们既要利用数字工具进行“远读”，通过宏观的数据分析发现文学现象的走势、趋势与模式，更要辅以扎实的文本“细读”，沉入文献的原始语境与肌理之中，探明细节、细部与细缝。要强化文献整体呈现意识与求真精神，亦不能忽视熨平历史的褶皱，才可复现文学的真实。例如，在研究古代文学流派时，可快速通过相关数字化文本平台获取总集、别集、酬唱集等核心宏观文献加以重点关注，同时还可通过与笔记史料、谱牒舆图、方志档案、新出墓志等边缘文献结合，避免单一文本的片面性，还原流派地域集群特点。

　　四是推动数字文献的学术规范建设。面对海量涌现的文献，我们必须把握研究的主体性，做到规范化与计划性，主动建立数字原生与孪生文献的行业标注与整理标准，探索定本、善本与别本互补的知识性固化存档，并形成一套针对此类文献的引证与学术规范，探索适应数字媒介特性的文献研究方法。例如，在古籍数字化传播时，建立统一适切的文本标识行业标准与字符代码库，探索稳固安全的存储机制，主动介入版本筛选、关联标引、跟踪评估等平台全流程运行，将数字文献纳入可控、可溯、可持续的学术体系。如此，方能主动塑造符合学术理性、延续人文传统的数字文献生态。

　　数智时代要求我们成为更具反思性、更具批判力的研究者，将数字技术与人文精神有机融合。强化文献意识，要求我们从被动的资料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智慧的文献导航者，驾驭这个时代的学术研究工具，使先进技术真正成为深化中国文学认知、传承中华文化精髓的利器。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信息的洪流中，锚定文学研究的求真之舵，为中国文学研究开辟出根基稳固、生机勃发的学术新境界，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