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中试基地是贯通基础研究“最先一公里”与产业应用“最后一公里”的工程化枢纽。“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要依托产业集群布局一批行业共性技术平台、中试验证平台和集成高效质量基础设施。然而，在全国各地掀起中试平台建设热潮的背后，仍然存在投入产出比偏低、“建而不用、用而不畅”等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十五五”时期，推动制造业中试基地建设，必须破除“双轨断裂”“碎片锁定”“时空错配”三重制度性梗阻，在制度供给侧精准发力，真正将其锻造为聚合创新动能、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功能性枢纽。

　　中试基地建设的三重梗阻

　　一是科技—市场“双轨断裂”。在科技创新端，高校、科研院所是我国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在产业创新端，企业沟通实验室与产业线，是实现创新真正落地的推动者。目前，对于中试过程中参数调整、工艺诀窍、隐性知识转化所催生的“衍生性知识产权”的权利归属与收益分配，仍缺乏明确制度安排。这使得科技创新端因无法量化的隐性知识而难以获得制度性回报，产业创新端因担心核心工艺外泄而不愿投入资金与设备，使创新主体陷入互相设防的“囚徒困境”，难以在中试基地建设过程中实现通力合作。

　　二是技术—数据“碎片锁定”。化工、装备等流程制造业领域，中试环节天然涉及多源异构数据的采集与分析，但在既有工业自动化技术路径下，海量异构数据被物理隔离在不同供应商的私有子系统，跨系统整合面临极高的转换成本，无法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受工业“数据孤岛”掣肘，人工智能算法难以对制造业全流程开展系统优化训练，企业只能采用“渐进式自动化”局部最优解，不利于向基于全域数据驱动的“系统化工业智能”跃迁。

　　三是产业—平台“时空错配”。受央地财政分权等制度性因素影响，叠加地方“内卷式”竞争，争创中试平台异化为部分地方获取专项资源的工具。脱离资源禀赋优势与产业技术需求，搞“一哄而上”运动式建设，导致大量中试验证设备缺乏有效市场需求和专业化运营。与此同时，科研院所、中试基地与产业园区在空间功能上相互割裂，客观上也抬高了技术转移的时空成本，阻碍了制造业隐性知识的传播，造成了平台布局与产业需求的时空错配。

　　制度性梗阻形成的内在机理

　　一是知识生产形态与考核评价标准不兼容。基础研究产出的是“可编码知识”，易被现行学术评价体系高效识别与度量；中试环节的核心产出则是“隐性知识”，具有难以言述、难以剥离、难以货币化计量的特征。人工智能时代，中试产生的工业数据、控制算法、仿真模型等数字形态产出，其工程价值缺乏标准化评价指标，在现有评价体系中无法获得等价承认。当知识生产形态已发生结构性位移，而评价标准仍锚定“可印刷的文本”时，科研人员便面临一种深层认知选择。知识类型学层面的不对称，造成了中试平台建设激励不相容。

　　二是数智时代下数据要素的治理范式落后。数智时代，数据不再是生产过程的副产品，而是生产智能化的核心要素，其使用价值已从“私有化占有”转向“系统化融合”。然而，当前的治理规则调整相对滞后，工业数据的流通规则、价值评估、安全治理等制度缺失造成了数据流通缺乏定价机制、多方协同缺乏互信机制、贡献度量缺乏核算机制等现象。因此，中试环节“碎片锁定”的表象是设备接口不互通、数据格式不兼容，实质是工业数据要素在产权安排与治理规则层面的制度供给不足。

　　三是资源配置逻辑未充分遵循产业集聚规律。当前，中试平台作为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的重资产设施，其审批权限、资金渠道、用能指标往往与行政层级挂钩，资源往往向高层级行政中心倾斜。然而，制造业创新活动遵循经济地理规律，有效中试供给需依托产业集群、嵌入供应链条、对接应用场景。因此，当行政等级主导的要素配给逻辑与产业集聚主导的创新空间规律产生偏离时，“时空错配”就会出现，造成中试基地建设在“集中—分散”空间选择上面临困境。

　　精准破除制度性梗阻

　　一要建立中试衍生成果“节点备案与贡献度声明”制度。针对中试环节不完全契约导致的产权界定模糊，可在国家知识产权体系中创设“中试衍生成果动态备案系统”，将中试工艺流程拆解为若干标准节点，合作方事前通过格式化协议明确各自贡献。中试过程中产生的关键参数突破或工艺改进，及时予以时间戳登记与贡献度声明，将模糊的整体产权转化为清晰的“过程节点产权”。同时，借鉴美国概念验证中心经验，在项目进入中试前设立前端筛选环节，通过小额种子基金和专业导师辅导，对科研成果进行技术与商业可行性验证，从入口端提升中试项目的转化成功率。

　　二要建立研发准备金“中试定向配比”与税收穿透机制。推行“概念验证”前端筛选制度，在项目路演、融资对接等环节强化技术论证与商业验证，切实提升中试验证项目转化成功率。借鉴德国弗劳恩霍夫经费配比经验，对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明确其年度研发准备金中应有不低于一定比例的资金专项用于中试验证，将原本隐性的中试需求强制显性化、票据化，以财税工具将企业利益函数与中试环节深度绑定。对中试阶段研发投入实行更高比例的加计扣除，形成投入越多、抵扣越多的正向激励机制，从成本端激励企业将创新视野前移至技术熟化阶段，实现产学研激励结构的系统性优化。

　　三要实施中试装备数据接口“最低限度互操作”强制标准。在享受财政补贴的中试装备采购中，将开放标准化数据接口、采用通用通信协议作为前置准入条件，从增量设备源头斩断私有协议锁定的路径依赖。依托国家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在重点产业集群部署工业数据可信流通节点，以隐私计算、联邦学习等技术使不同企业、不同系统间的工艺数据在不出域前提下实现联合建模与协同优化，降低信息准租壁垒。对依托数据空间实现跨企业中试协同并取得关键工艺突破的项目，在首台套认定、科技成果评奖中给予认可激励，引导企业从“保有多少数据”向“用出多大智能”转变。

　　四要探索中试平台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国家层面制定中试基地分行业建设指南，将“产业链匹配度”作为刚性准入门槛，要求新建平台提交依托本地产业集群的供需匹配论证报告，对缺乏真实产业场景、缺乏龙头企业共建承诺的项目不予备案。推行“研发在源头、中试在飞地、产业在基地”的跨区域协同模式，支持科教资源薄弱地区在创新高地建设“中试飞地”，将工程化熟化后的工艺包回流本地产业基地。建立飞地项目GDP核算分计、税收收入分成、创新指标互认的制度体系，使成果流出地与承接地按约定比例分享发展红利，将“行政区经济”的离心力转化为“经济区协同”的向心力，以经济地理的柔性重组替代物理空间的刚性堆砌。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研究”（26ZDA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温州市行政学院科研处处长、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温州市行政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