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美国著名环境史学者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出版了《生态帝国主义》一书，从生态视角开创性地解释了欧洲为何能成功殖民“新欧洲”（澳大拉西亚、北美和南美南部）。40年来，该书成为全球环境史领域里程碑式的著作，是研究全球史和帝国史等领域的学者无法绕开的经典。不过，历史学界和生态学界对《生态帝国主义》的研究视角与结论持有不同态度，由此出现了“两面克罗斯比”现象。这一现象反映出不同学科对普遍模型与个别案例的认知差异，理解这种差异，有助于思考历史学研究在生态安全和环境治理等领域的独特价值。

　　在《生态帝国主义》中，克罗斯比试图解答欧洲人为何能在温带地区而非热带成功建立“新欧洲”并实现长期殖民统治。在他看来，欧洲人的成功固然离不开军事、技术乃至宗教文化的先进性，但一个常被世人忽视的先决条件是，“新欧洲”与旧大陆相似的气候特征，有利于欧洲移民复制其熟悉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欧洲旧大陆的生物相较新大陆生物更具演化优势，因此欧洲人得以前往美洲和大洋洲等温带气候区，改造当地生态与农业条件，成功将其转变为“新欧洲”。这种演化优势由欧洲的植物、病原体、动物与人类共同构成，以“混成生物群落”的形式出现，强势入侵并取代其他地区的生物群落，让新大陆愈发接近欧洲殖民者生活了上千年的旧家园，最终造就了不对称的全球生物交换格局。

　　关于全球生物入侵的过程与生物交流的不对称性，克罗斯比的研究结论与自然科学界的基本观点高度契合，进一步启发了自然科学的相关研究。尽管英国生态学家查尔斯·埃尔顿早于克罗斯比提出物种入侵的概念，其关于“外来物种”对生态系统影响的论述也奠定了入侵生态学的基础，但克罗斯比的研究为入侵生态学增添了历史维度的解释。美国入侵生物学与保护生态学的领军人物之一丹尼尔·辛伯洛夫在书评中提出，克罗斯比的观点虽极具争议却十分新颖，有助于自然科学家从历史视角理解跨大陆物种流动的根源与动因。

　　同样，在《生态帝国主义》出版之后，全球顶尖的独立国际环境科学组织——国际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SCOPE）启动了首次全球入侵植物调查，进一步验证了克罗斯比所描述的跨大陆生物交流图景。其中，参与指导本次全球入侵调查的专家弗朗西科·迪·卡斯特里明确引用了克罗斯比的观点，提出1500年以来的殖民扩张与全球贸易是生物入侵的根本动力。他还观察到，欧洲植物在美洲、澳洲和南非等新大陆地中海气候区的入侵程度，远高于新大陆植物在欧洲地中海气候区的入侵程度。除此之外，生态学家马克·戴维斯、理查德·霍布斯等人，将克罗斯比的理论框架进一步延伸，强调物种入侵的历史背景以及人类殖民扩张与全球流动带来的多重后果。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也引用了克罗斯比关于病菌传播的研究观点。

　　由此可见，自然科学家将克罗斯比的“生态帝国主义”从环境史概念，转化为入侵生态学中可检验的分析工具。生态学界广泛吸收克罗斯比的思想，认可物种入侵并非单纯的生态过程，而是由人类历史、殖民扩张、跨大陆生物交流共同塑造的长期结果。借助克罗斯比的研究视角，生态学者得以更好地理解全球物种分布的历史背景，探讨人类活动如何塑造当下的生态系统。

　　不过，克罗斯比的观点也遭遇诸多挑战与质疑。历史研究者肯定克罗斯比跳出了政治、经济和宗教等传统解释框架，同时也对其研究结论的适用性提出质疑，并补充其研究视角的盲区。相关质疑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反对将“生态帝国主义”理论框架用于概括所有阶段、特定空间的殖民活动。环境史学家格里高利·库什曼认为，克罗斯比的“生态帝国主义” 或“生物交流不对称”理论，仅适用于分析19世纪中叶之前的定居型殖民主义阶段，无法概括19世纪中叶之后化石能源密集的工业经济阶段。这一时期，新大陆的“鸟粪”被大量运往旧大陆用以改良农业土壤，并非克罗斯比所言的从旧大陆到“新欧洲”的单向生物影响。为此，他提出“新生态帝国主义”一词，用以概括19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新现象。同样，英帝国史学者威廉·贝纳特以南非为例，说明克罗斯比的理论仅适用于特定历史阶段，并不能覆盖“新欧洲”与“欧洲旧大陆”之间所有的生物交换。他认为，欧洲人虽最初在南非等地占据明显优势，但随着非洲人口优势的逐步增强，白人精英所带来的“新欧洲”文化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反而催生出多元文化与生态相互影响、交融的局面。

　　第二，指出克罗斯比的研究存在地理盲区，对“新欧洲”之外的区域关注不足，导致其理论框架无法解释热带地区与欧亚大陆的生态交流情况。由于克罗斯比的研究聚焦于论证1500—1900年“欧洲旧大陆”与“新欧洲”之间的不对称生物联系，较少提及帝国扩张过程中，被征服地、殖民地与欧亚大陆其他区域之间的横向生态联系，因此无法呈现多向度的生态交流图景。尽管“新欧洲”与“欧洲旧大陆”其他地区也产生了各类生物联系与交换，却并未形成所谓的“新欧洲”，这对克罗斯比从生态维度作出的解释构成了挑战。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克罗斯比将欧洲“旧大陆”简单设定为封闭、自成一体的状态，既未考虑1500年之前欧亚大陆的生物交流情况，也未详细解释为何是欧洲而非中国、印度等欧亚旧大陆的其他群体向外扩张，由此陷入了另一种欧洲例外主义的叙事。

　　第三，指明克罗斯比在研究中忽视了人类努力控制外来物种的过程，以及生态治理举措与性别权力、种族关系、国家建构之间的关联。例如，英属印度政府为清除损害帝国利益的“杂草”，借助殖民垄断的权力与分工，以债务和暴力强制印度劳工从事高强度的清除劳动，将生态治理异化为帝国的统治工具。可见，“杂草”的定义具有主观性与历史性，是人类赋予的分类，其“有害性”因人类认知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也需要被审视与批判。此外，研究者还提醒，“生态帝国主义”理论框架中隐含着欧洲中心主义倾向：若将本土生态系统与社会简单归为被动的受害者，实则掩盖了本土社群的适应、抵抗与主观能动性。换言之，克罗斯比将欧洲旧大陆的生物区系塑造成全球扩张中主动、强势、成功的一方，而将新大陆大部分被征服地或殖民地（新西兰除外）简化为被动、脆弱、无力抵抗的受害者，导致种族歧视与生态话语的双重叠加。

　　整体而言，历史学界对《生态帝国主义》的质疑与思考，并非否定其在全球环境史和帝国环境史领域的开创性贡献，也非忽视克罗斯比将生态入侵历史化对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意义，而是强调超越以欧洲为中心的单向叙事，转向更复杂多元的历史图景，挖掘物种流动的多向性，探寻本土生态的适应性与能动性，避免陷入生物决定论或生态欧洲中心主义。

　　《生态帝国主义》出版40年来，“两面克罗斯比”现象的存在，本质上揭示了生态学与历史学之间长期存在的学科壁垒，折射出不同学科在认识论、价值立场与研究范式上的显著差异。生物学者更看重其对物种扩散、生态替代与生物入侵格局的宏观模型与解释力，将其理论视为理解全球生物变迁的重要历史框架，关注的是生态过程、客观规律与可验证的机制。而人文学者则强调批判中心主义，倡导还原历史的复杂性，反对过度依赖生物决定论，警惕忽视殖民政治经济背景与本土抵抗的问题。这种分歧是科学追求普遍规律与人文强调具体语境的差异，是生态学科重视自然机制与历史学科关注权力与意义之间的区别。由此，融合了生态学和历史学视角与知识的环境史研究旨在打破学科隔阂，将生态问题历史化，同时也开展历史的生态学解释。

　　理解“两面克罗斯比”尤为必要，它有助于人文学者掌握跨学科合作的技巧，探索新文科的发展路径与独特价值。“两面克罗斯比”共同印证了一个事实：全球物种流动、生态变迁从来不是纯粹的自然过程，而是嵌入殖民、帝国、资本与文化权力的历史事件。人文学科通过反思和批判欧洲中心主义，还原本土社群的适应与抵抗，揭示其叙事背后的价值预设，为全球生态学和环境治理研究注入历史深度、伦理自觉与人文关怀。人文学科需要加强对社会与文化的解释权，捍卫自身立场，守护历史，提供更具反思性的理解路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