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跨国、跨学科研究合作的日益频繁，学术署名问题正从一个技术性伦理议题，演变为一个涉及学术公平、知识生产权力分配乃至全球学术体系结构性危机的核心关切。

　　巴西圣保罗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普拉布·佩里雅塔姆比（Prabu Periyathambi）不久前经历了一场典型的学术署名不公。他在一项关于纳米颗粒成像技术的研究中作出了实质性贡献，其中包括肿瘤细胞的培养与维持、实验方案的撰写以及成像实验的协助执行。然而，在最终发表的论文中，他的名字出现在致谢部分而非作者列表。佩里雅塔姆比的不公平遭遇并非个例，只是国际学术界署名乱象的冰山一角。当前，国际学术界通行的署名实践呈现出一种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一些真正作出智力贡献的研究者被系统性地边缘化甚至排除在外；另一方面，作者名单不能真实反映智力贡献，一些领域的论文作者数量急剧膨胀，其中不乏策略性挂名、互惠性署名甚至赤裸裸的学术剥削。围绕学术署名不公的多重表现、深层根源及其背后的学术出版体系危机，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相关国外学者。

　　学术署名中的结构性偏见

　　对于佩里雅塔姆比的遭遇，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商学院研究人员约瑟夫·梅勒斯（Joseph Mellors）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个体层面的不公折射出一个更大的结构性问题：当前的知识生产体系倾向于强调个人荣誉，却掩盖了集体努力的贡献。此外，在跨国合作中，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研究人员在争取“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地位时经常处于不利地位。作者的署名排序有时会折射出隐性的学术殖民主义：发达国家的合作者往往掌握着经费、实验设备和论文投稿的主导权，而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者则被限定在数据采集、样本处理等“服务性”角色上，难以获得应有的署名位置。

　　梅勒斯承认，在学术出版中，某些地域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机构和学者，往往更容易获得“偏爱”。他表示，这种现象的背后是深层次的结构性偏见和资源失衡。北美、欧洲及其他富裕地区的大学拥有更充足的经费、更高的学术声誉以及更强大的出版网络，使其在出版过程中具备了固定优势。一些重要的期刊和出版商大多位于这些地区，其编辑和审稿人往往倾向于接收来自知名机构学者的投稿，从而进一步固化了现有的等级体系。

　　“来自发达国家的研究人员通常更容易获得研究经费、先进的基础设施以及有影响力的学术网络，这使得他们能够更频繁、更突出地发表成果。而这又进一步提升了这些学者的学术可见度，促进了他们的职业发展，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权循环”，梅勒斯解释道，“相比之下，全球南方国家的学者即便具备同等水平的技能或创新能力，也常常面临有限的经费、语言壁垒以及来自同行评议或编辑的偏见。”

　　“学术出版体系表面上看是漠视全球南方国家，实质上，它正在剥削全球南方国家。”英国莱斯特大学管理学院访问教授斯图尔特·麦克唐纳（Stuart Macdonald）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直言。全球南方国家学者唯一的“优势”，或许只是成为西方学者获取出版费折扣的工具：某些西方出版机构为全球南方国家的作者提供优惠费率，西方学者便通过合著共享这种特权。

　　梅勒斯进一步表示，由于历史殖民遗留问题和持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学术界一直存在一种隐性的偏见——将学术质量和可信度与发达国家的机构联系在一起。这种偏见影响了人们对研究重要性、科学严谨性甚至引用习惯的判断，常常导致来自非知名机构或地域的学者被边缘化甚至被排除在外。

　　在跨国合作中，不同国家与学科之间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例如，在某些文化语境中，“导师指导即应获得署名”被视为传统，而在另一些文化中却被视作侵占行为。麦克唐纳对此持批判态度：“在学术领域，‘文化’往往成为不当行为的托辞。”导师将学生论文据为己有在学术界已司空见惯，学生或许也认为附上导师姓名能增加发表机会。然而，这实质上是学术出版体系异化的产物，与真正的文化传统无关。

　　麦克唐纳强调，学生可能对导师怀有感激之情，但表达感激的方式不应通过论文署名实现。导师对学生负有责任，但这绝不包含剽窃学生成果的权利。若导师在未作出实质性贡献的情况下被列为作者，就是一种学术剥削。无论是否获得学生同意，将他人成果署上自己姓名即构成剽窃行为，必须受到相应惩戒。

　　学术出版的功利化倾向

　　在限制性署名实践存在的同时，一个看似相反的现象也在出现：某些学科学术论文的作者数量正在迅速增长。以物理学为例，麦克唐纳提供了一组惊人的数据：1994年，物理学论文的平均作者数量为78人，2004年增至121人，2019年竟达到952人。在这种“超级多作者”的场景下，如何从伦理与实践层面界定实质性贡献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梅勒斯认为，这一现象揭示了当代学术署名中的一个突出矛盾。“一方面，限制性的署名实践以不公正的方式，将那些真正作出了重要智力贡献的研究者排除在外，从而加剧了不平等和边缘化现象。另一方面，过长的作者名单也可能引发人们对署名意义的质疑，特别是某些作者主要是出于策略性原因，如互惠引用或提高曝光度而被列入名单，而非基于实质性的学术投入。”

　　“单作者论文已日益罕见，这一趋势常被归因于国际合作与现代研究的复杂性。但作者列表的不断增长也暗含了学者对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合著者越多，论文被引频次越高，因为每位合著者都有自引倾向。如今某些论文的作者数量可达数十、数百甚至上千。有时作者名单的长度甚至超过了论文正文。”麦克唐纳观察说。

　　当前，全球高校普遍以出版指标衡量学术绩效，在“不发表就淘汰”的体制下，学者们与其说被激励发表，不如说被恐惧驱使而不得不发表。他们必须大量产出高被引论文，学者为此各显神通。一些学者尤其热衷于炮制作者众多、回避深度研究、重复既有观点因而易于被引的论文。有的出版商则以自身的不端行为与高校形成共谋，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很乐意发表那些对知识进步贡献甚微且可能无人阅读的论文。主导学术出版的垄断联盟之所以获得暴利，并非因其推动了知识传播，而是提供了高校与学者所需的出版指标。这些出版商与高校及学者形成利益共同体，阻碍了促进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的知识的创造与传播。

　　现代学术出版体系也催生了“超高产作者”现象。麦克唐纳表示，这类作者在一周的时间内就能发表数篇论文，“当今学术作者普遍存在功利化倾向，发表论文既为传播知识，也为追求计数与引用。”麦克唐纳说道。“超高产作者”通过在观点浅显、适配性强的“常识性”论文中挂名合作者来“收割”引用率。

　　据麦克唐纳透露，全球信息服务公司科睿唯安（Clarivate）的“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已成为租借超高产作者的展示窗口。通过引进数位高被引数学家，一些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机构竟跻身全球顶尖数学院系行列。与这些挂名“高产作者”合作也提升了本地学者的论文产出量。2016—2022年，沙特阿拉伯的高被引学者从6人增至69人。由于高被引科学家名单中的教职工数量是世界权威学术排名的重要指标，租借几位“高产作者”在吸引生源、获取科研经费方面可获得数倍回报。

　　“高被引作者可自行修改其出版记录，所以该名单极易被操纵。”麦克唐纳谈道。在科睿唯安2023年公布的6849位高被引作者中，超过1000人被认定存在造假行为，好在最终均被从名单中剔除了。

　　这种策略性署名严重侵蚀了学术诚信的基础。对作者资格的现代定义虽然试图厘清贡献标准，但在实践中往往流于形式。部分期刊要求随论文公布每位作者的时间投入说明，但“概念化”“监督指导”“调研分析”“行政管理”等描述既未能清晰体现贡献，其真实性也存疑。麦克唐纳尖锐地指出：“学术署名已逐渐演变为权力者的特权，而非对论文贡献的真实反映。”

　　生成式人工智能：

　　新工具还是新风险？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为学术署名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以帮助非英语母语学者改进语言表达，降低投稿的语言壁垒；另一方面，“AI伪造作者”和“虚构AI合作者”现象也开始出现。期刊采用的技术检测方法能否跟得上这种趋势？

　　作为关注创新议题的期刊《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的总编辑，麦克唐纳分享道，多数期刊允许作者使用人工智能改进语法表达，但禁止直接将其用于撰写论文。然而，人工智能并非万无一失，它需要大量人工介入且操作者必须具备专业素养。他发现有的作者竟然在投稿中保留了向人工智能输入的提示词，而人工智能在处理参考文献时也会进行幻觉性编造。

　　目前，出版社通常采用自动化方法检测作者的不当行为，但效果甚微。若出版社经过自查发现过多问题，反而会危及自身声誉与利润。当出版社介入学术不端指控时，其调查可能持续数年。麦克唐纳指出，尽管出版机构和高校或许期待通过人工智能提升科研诚信官员的监测效能，但自动化系统无法替代学术出版的具体实践经验。

　　以协作主导学术出版实践

　　过去，学术出版有赖各方的善意与共识：学者为推动知识生产而发表论文，高校助力知识创造，高校与学术出版社主导出版。在这个特殊体系里，学者通过撰写论文提升个人与机构声誉，将成果无偿提供给出版商，并以编辑服务和同行评议的形式提供质量保证。高校将此视为员工职责，学者也自觉肩负起创造与传播公共知识的使命。然而，麦克唐纳痛心地表示，学术出版体系已逐渐从良性协作走向系统性崩溃。

　　在他看来，现代管理方法的引入以及竞争取代了协作精神，正导致国际学术出版体系的崩塌。高校转型为跨国企业，少数出版商通过收购小型出版社迅速扩张。唯一不变的是学者仍在无偿供稿，并继续志愿承担编辑与审稿工作。出版商却将这些近乎零成本获取的论文高价回售给高校与学者。大型出版商攫取了暴利，而比回售论文更赚钱的副业是收集分析出版数据——这些源自学者的数据又被包装成产品反售给高校与研究者。

　　“如今，某些顶级学术出版商自视为信息公司而非出版机构，学术出版中最后的协作痕迹已快被抹除。”麦克唐纳愤慨地说，“只要竞争而非协作主导学术出版实践，这个泥潭就无从脱身。市场放任参与者将系统玩弄到荒谬境地：成为顶尖作者、院系或高校只需数据操纵。”

　　不过，麦克唐纳也看到了变革的曙光。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等机构已开始用定性评估取代量化指标，法国索邦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等相继退出出版商主导的排名体系。这些迹象显示，学术界内部正在孕育对现有体系的反思。

　　从佩里雅塔姆比在巴西遭遇的“致谢而非署名”，到发达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隐性的学术殖民主义，再到作者名单急剧膨胀背后的策略性挂名与互惠引用，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新风险——所有这些现象共同指向一个根本性问题：当学术成果日益被量化为指标、排名和利润时，知识创造本身的协作性、公正性与公共性正在被系统性侵蚀。要真正解决署名不公的问题，需要高校、出版商、资助机构以及学者共同反思：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学术评价体系？我们愿意为公平、透明和协作的学术文化付出怎样的代价？在这些问题得到认真回答之前，“佩里雅塔姆比”们的故事还将继续上演。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陈密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