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执行战略任务，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消灭和驱逐日军的战略基地。创立和建设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的重要举措。其中，华北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最早，也是根基最稳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华北抗日根据地通过全方位建设，凝聚起强大的敌后抗战力量，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建设扎根基层的民主政权

　　基层政权是敌后持久抗战的制度根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权建设，将社会治理延伸到村一级，深度嵌入基层社会，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治理，保障党的各项政策能够迅速实施，为集聚全民族力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独立，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从边区到县、区、乡、村各级行政机构，并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重构调整了政府机构编制。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例，创立之初，晋察冀边区县政府设县长1人，秘书1人，下设总务、财政、教育、实业四科。随着职能不断完善，之后又增加了公安科、人民武装部等机构。各科设科长1人，科员、办事员2—4人；人民武装部设正副部长各1人，干事若干人。县以下的区各设区长1人，助理员3—5人，人民武装大队长、教导员各1人，治安员1人，必要时设副治安员。村一级设立村公所，除了村长、副村长外，对应上级机构设置了民政、财政、教育、生产、调解五个委员会，除村长外，这些职务一般都是义务性质。在不增加财政负担的情况下，将政府权力强有力地延伸到基层社会。

　　实行小区制是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行政机构改革的另一重要措施。晋察冀边区把原来每县4—5个区重新细划为6—10个。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也采取相似做法，如襄垣县将原来的5个行政区调整为12个，同时将51个大编村重新划分为105个行政村。经过调整，区级政府能够对村级各项工作全面掌握、指导和帮助。

　　在建立从边区到村的行政机构的同时，各级政府还设置了相应级别的代议、监督制度。晋察冀边区设立参议会，区级设立区民代表大会，村级设立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区长、村长由区民大会和村民大会选举产生，每年改选一次，可连选连任。区民大会、村民大会在必要时有权罢免区长、村长。1941年1月，北岳区取消以户为单位的邻闾选举制度，代之以公民小组为单位的村代表选举制度。与政权建设同步，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农会、青年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将不同群体的民众组织起来，作为政权运行的辅助力量。

　　构建全民皆兵的武装体制

　　战争是关系根据地生存和发展、支撑持久抗战的核心问题。华北抗日根据地军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锻造出全民皆兵的战争体制。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成立，随后建立隶属其下的四个军分区。1938年4月，晋冀豫军区成立，下辖五个军分区。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现实需要，各抗日根据地着力加强军区建设。由此，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武装体系逐步形成了主力军、地方军和群众武装三种性质功能不同而又密切配合的武装组织，成为实现全民皆兵的组织基础。

　　主力军是抗日根据地的正规军，担负开创和保卫抗日根据地的任务，能够不受地方限制、集中对敌作战。地方部队受军区和党政机关领导，是脱离生产的地方性武装，主要在某一地区坚持武装斗争，必要时可以升级为主力部队。群众武装包括民兵和自卫队，它们不脱离生产、不离开地方，坚持在本地对敌作战。经过初步的军事斗争锻炼之后，当地方部队和主力部队需要兵员补充时，民兵和自卫队就会向地方部队和主力部队转化，成为地方部队和主力部队源源不竭的兵源。主力军、地方军和群众武装三者相互配合的武装体制，既契合抗日根据地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实际，也适应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战的战略战术需要，有力地支撑了对敌斗争与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为全民皆兵抗战局面的形成提供了制度保障。

　　1942年前后，面对日趋严峻复杂的抗战形势，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调整武装力量部署，将部分野战军划归地方武装，并派出大量干部支援地方武装建设，切实充实了军区的各项工作。此次军事改革后，军区逐渐成长为积蓄武装力量、培养军政干部、坚持地方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至此，全民皆兵的抗战局面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形成。

　　塑造经济、社会、文化的全新面貌

　　政治、军事制度层面的建设，还不足以形成抵抗侵略的强大力量。制度发挥作用的根基在于根据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方位变革。全面抗战时期，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税收实行合理负担，后来发展为统一累进税。在土地政策和税收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地权逐渐转移，地主和富农的大量土地流入贫农和雇农阶层，社会阶级结构随之变化，贫农、雇农和中农社会地位显著提高。

　　此外，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持续开展各类群众运动，如民主选举、减租减息、借粮斗争、反贪污、反负担不公、查租减息等。这些运动在加速地权流动的同时，也逐渐削弱了农村固有权威，提升了贫苦农民的社会地位，塑造了农民的阶级意识。到抗日战争中后期，中农和贫农已在区、村两级政府中占据绝对优势。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支主要由贫农组成的、对党忠诚、能够随时完成各项任务的基层干部队伍。这是中国共产党各项制度扎根运行的基础，也是各抗日根据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基础。

　　在推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经济、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农民在思想、道德、习俗层面仍受到封建礼教和传统的束缚。如果不打破封建思想的旧传统，农民就不可能真正被动员起来。因此，中国共产党积极向农民开展思想启蒙和文化教育工作，而冬学正是重要形式之一。冬学教学内容与战争、生产生活实际联系密切，课程包括政治、军事、识字、唱歌、算术等，不同时期的教学侧重点略有变化。冬学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则旨在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经过冬学教育，很多农民识字量增加，能够开路条、写信、记账等，甚至可以作简单的工作总结。随着抗日根据地群众运动的不断深入，冬学成为讨论、贯彻党的政策，培养农民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重要方式。

　　除冬学外，戏剧、报刊、音乐、节庆、集会等，也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教育农民的重要途径。党的宣传教育围绕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着眼农民的现实需要，努力唤醒农民对知识、权利和平等的渴求。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教育引导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农民开始摆脱封建思想桎梏，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不断增强，由此形成对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认同。

　　抗日战争中后期，随着抗日政权的不断巩固、经济建设成效的逐步显现、战争形势趋于好转、农民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觉醒，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民众参与战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彰显。民众的衣食住行、日常交往、家庭生活、语言观念、社会关系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这不仅有助于稳固华北敌后战场、牵制日军主力，也为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实的基层保障与群众支撑。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