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文学评论》明确仅支持独立署名，不支持双署名等（新兴交叉学科研究除外），《中国文学研究》更是全面实施单独署名制，不再接收任何联合署名的稿件。一石激起千层浪，期刊界与学术界迅速出现两种声音：支持者将其视为斩断“挂名”黑产、净化风气的利剑；反对者则认为，这是以牺牲正常的学术合作与跨学科创新为代价的矫枉过正。

　　围绕学术期刊署名问题，本报记者近期进行了采访，反映了期刊界与学术界多位学者的心声。

　　署名失范的现实困境

　　关于论文署名，国内外学术界已有成熟共识，即按照作者对论文的实际贡献排序。然而，这一原则在现实中常常被扭曲，贡献与署名错位现象并不少见。受访学者普遍认为，署名失范并非孤立现象，其根源在于学术评价体系存在偏差。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常务副主编秦曰龙看来，署名失范是学术生产与评价体系深层矛盾的外在表现。“根本原因在于，国内尚未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导致‘贡献认定机制’失灵。这是学生毕业压力、期刊身份门槛、学者人情利益，乃至管理部门缺乏合理监管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审姬建敏认为，研究生担心“独作不收”而选择挂导师名，导师也乐意刷成果；同事之间互相挂名做人情；跨学科项目中，出资方挂一作，带学生的导师挂通讯作者，贡献和署名常常错位。

　　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所长、《劳动哲学研究》主编何云峰告诉记者，署名乱象只是表象，其背后反映的是评价体系的异化。论文署名已经由学术贡献记录逐渐演变为利益分配工具。博士生和青年学者为生存与发展，不得不借名于资深学者，以求论文更易被接受或达到毕业的硬性要求，其背后是沉重的“发表或出局”压力。

　　在这种生态下，部分人文社科期刊开始推行单独署名制。秦曰龙认为此举有三重考量。一是传统人文学科基于个人阅读与思辨，合作研究往往很难清晰界定各自贡献，而独作的思想“产权”是明确的。二是单独署名能大幅降低编辑部甄别各类“虚假署名”的管理成本，从根源上破除挂名顽疾。三是在核心期刊目录动态调整的评价压力下，期刊通过这种治理尝试，向外界传递“重论文质量、轻身份头衔”的办刊理念。他坦言，这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姬建敏认为，推行单独署名制还有出于“支持帮助青年学者出头”的因素。“导师标配一作或通讯作者的套路，让很多博士生到毕业都凑不出一篇独作。独作导向某种程度上是帮了年轻人。”与此同时，她点出了期刊自身的现实考量：“名家独作的引用率和话题度通常高于合著，对期刊的影响因子也是友好的。”

　　然而，对于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多位学者表达了审慎甚至忧虑的态度。何云峰表示，自己理解并支持期刊规范署名、遏制学术不端的初衷，但对以全面实行单独署名制作为解决路径持谨慎态度。秦曰龙也坦承，单独署名的做法治标难治本，可能阻碍跨学科合作研究。

　　考虑学科差异与贡献度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实行单独署名制的期刊同时设置了“例外条款”，允许新兴交叉学科研究联合署名。这种安排，是否已经意识到学科属性差异的客观存在？

　　事实上，不同学科在署名模式上呈现显著差异，成为受访者的共识。山东大学人文社科期刊社原社长魏建分析，在人文学科内部，历史学、文学等领域多涉及文献梳理与独立思辨，成果形式通常适宜单一作者；而社会科学因涉及社会调查、数据采集与团队协作，联合署名的情形较为常见。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炎秋表示，“随着交叉学科和新技术的发展，一篇文章往往牵涉多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需要多人协同才能完成。这种趋势越来越复杂，单独署名会影响学术研究的发展”。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戴治勇认为，与文史哲不同，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科学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实证研究范式，而实证研究往往需要大量的数据搜集、梳理和处理工作。他们的研究发现，经管类研究的合作率在90%以上，究其原因是经管类研究实证化程度高，相关作者人数甚至“人满为患”，像《经济研究》这样的权威期刊不得不限制作者人数上限。知识生产方式的根本差异，正是传统文史哲期刊敢于拒绝联合署名，而经管类期刊较难如此行事的深层原因。

　　但受访学者提醒，学科边界不能绝对化，更不能成为“一刀切”的粗暴依据。姬建敏主张，更合理的做法是“独作优先、合著须附贡献声明”。何云峰对“例外条款”提出更深层的忧虑：“交叉学科如何界定，本身就是一个难题。若定义模糊，可能成为新的挂名借口。交叉学科应遵循贡献导向的署名原则，而非简单允许双署名。”秦曰龙认为，真正科学的署名规则，要回归到对学术研究规律与个人实际贡献的精准认定上来。他建议，借鉴自然科学期刊的经验，推行“贡献声明”与“通讯作者”制度，要求投稿时详细说明每位作者的具体贡献，实现精准认定分工。

　　2022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社科领域乃至部分人文学科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项目化”趋势。然而，这一政策导向与部分期刊的“独作令”之间，形成了结构性张力。

　　成都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米传振提出，在“不发表就出局”的学术生态下，期刊明确拒绝联合署名，看似只针对发表环节，实则已对上游学术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开展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大型科研活动，必须且只能依靠科研团队。拒绝联合署名，事实上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及其他省部级课题的申请和结项要求构成冲突。”

　　在有组织科研背景下，只承认第一作者而忽视大量承担基础性工作的研究人员，显然“不合理”。秦曰龙认为，数据清洗、田野调查等基础工作并非思想性创造，却是学术研究成果取得可信度的基石。“期刊是学术成果交流的平台，要求提交‘贡献声明’明确分工，推行通讯作者责任制度，根本考量在于分清参与者的实际贡献，推动评价标准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传统的第一作者与通讯作者二元体系已无法精确刻画现代科研团队中多元、异质性的贡献。许多承担关键工作的成员可能因排名靠后，其贡献在评价中被严重低估甚至完全忽略。何云峰提出的改革方向是“从评价人到评价事与评价团队”，即强化团队评价。“对重大攻关项目，应以团队整体成果作为评价对象，根据任务完成质量进行考核。”他建议，高校和科研机构在职称评定、绩效考核中认可团队成果的价值，并制定相应的认定规则。

　　探索具体的署名规范

　　期刊单独署名制固然值得关注，但要根治学术署名领域的顽疾，需要更为系统的改革。

　　在评价体系改革层面，受访者有较高的共识。何云峰提出，要根据学科差异实行分类评价，充分尊重不同学科知识生产方式的差异。秦曰龙建议，高校和科研机构“摒弃‘量化唯上’，推行代表作制度和贡献声明制，将数据采集、田野调查、实验设计、理论创新等多元分工纳入考核权重，在量化统计与质性考核相结合的基础上科学认定贡献度”。

　　在期刊出版环节，多位学者呼吁进一步落实匿名评审制度。魏建提出期刊署名规则应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实事求是，确有所贡献者即应署名；二是从有利于作者的立场出发制定规则。姬建敏建议，推动双盲审稿制度常态化，减少学术声望对论文录用的影响。秦曰龙建议，期刊要严格执行双向匿名评审，凭学术质量选择论文，在多方携手合作中让署名回归学术贡献本位。

　　在署名规范细化层面，“作者贡献声明”制获得广泛认可。何云峰建议，全面推广并规范这一制度，并将其作为期刊投稿和高校考核的硬性要求。他介绍，“从国际期刊的总体情况看，大多数英文期刊已经实行了贡献声明制度，建议国内期刊也尽快采纳”。

　　在追责机制层面，何云峰提出，要严厉惩戒不当署名行为。要为遭受署名不公的研究生和青年学者提供投诉与救济渠道，并建立保护机制。“在署名问题上，要特别注意保护青年学者和辅助科研人员的权益，学术风气直接影响他们追求事业的动力。”

　　署名失范现象的治理，绝非期刊出版单位能够单独完成。正如秦曰龙所言，只有科研管理、学术出版、评价体系和学者自律共同发力，形成良性的学术共同体，才能真正建立起尊重真实学术贡献、体现公平诚信的学术生态。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