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是北魏的都城。天兴元年（398），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平城，陆续徙民，充实京畿，都城人口逾百万，平城成为各地移民汇聚形成的国际性都市。

平城遗址出土的北魏仿波斯银盘 作者/供图

　　《北史·西域传》记载，北魏太祖、太宗着力经营中原，暂缓经略西域。后世学者多据此将太延元年（435）视作北魏联通西域之始。然而，这一记载仅代表官方通使开端，民间商贸往来早于此年。新发现的北魏神四年（431）《皇帝北巡之碑》证实，碑文所载“西域商客”，即西域胡商，当时随同皇帝北巡，说明西域商队早已抵达平城开展贸易，平城与西域民间互通早于太延元年。

　　太延年间，民间往来升级为官方交往，西域诸国主动遣使赴平城朝贡。《北史·西域传》载：“太延中，魏德益以远闻，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槃陀、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诸国王始遣使来献。”太武帝顺势派遣20批使者出使西域，与其正式进行官方交往。太延五年，北魏平定北凉，又令万度归进取鄯善、焉耆、龟兹，丝路全线贯通，大批西域使臣、胡商奔赴平城。

　　历代正史《西域传》记录西域诸国里程，均以当朝都城为终点：《汉书》以长安为终点，《后汉书》《晋书》以洛阳为终点。北魏定都平城后，《魏书·西域传》《北史·西域传》延续这一体例，记述各国里程均以平城（史籍称“代”）为终点。如粟特国“去代一万六千里”，波斯国“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南天竺国“去代三万一千五百里”，大秦国“去代三万九千四百里”。史料充分证明，平城是5世纪丝绸之路名副其实的东方枢纽。

　　西域使者络绎不绝，仅粟特一国，自太延元年至太和三年（479）便8次遣使平城。北魏亦持续遣使回访西域，部分出使事迹不见于正史，石刻资料可补其阙。北齐《刘氏造像记》追忆刘桀于太延初年出使粟特，碑刻作为一手史料，印证北魏朝廷遣使西域的史实。

　　随着交流日趋频繁，使者、商人、僧侣、艺术家汇聚平城，不少人长期定居。外来人群大致分为四类，是促成平城丝路文化交融的主要群体。

　　第一类是入仕北魏的文武官员。安息人安同随叔父至代地经商，见拓跋珪胸怀大略，留仕北魏，历道武、明元、太武三朝，深受信任。史载其“在官明察，长于校练，家法修整，为世所称”，宗族子弟定居平城，世代任职。焉耆人车伊洛正平二年（452）入朝，获赐妻妾、田宅，受封上将军，后人亦留居北魏。鄯乾出自鄯善王族，太平真君六年（445）归附，历任员外散骑侍郎、辅国将军、城门校尉，身居禁军要职，备受朝廷器重。西域入华官员普遍呈现举族内迁、世代为官的特征，不断推动丝路文明交流。

　　第二类是传播佛教、推动佛教本土化的中外僧侣。平城时期的僧团力量可分为三类。其一，首任“道人统”法果提出“拜皇帝即拜如来”，促成皇权与佛教神权融合，加速佛教中国化。其二，罽宾高僧师贤推行“佛如帝身”造像范式，奉旨依据帝王样貌雕刻佛像，又在五级大寺铸造五帝金佛。师贤之后，西域僧人昙曜继任“沙门统”，延续这一造像理念，推动文成帝开凿云冈昙曜五窟；创设僧祇户、僧祇粟、佛图户，完善僧团制度，并与天竺僧人合译佛经十四部。其三，自天竺、中亚来的域外高僧，通晓域外语言、天文、医术与各类技艺。《魏书·释老志》记载，师子国沙门携佛像抵达平城，沙勒沙门送来佛钵与画像。域外高僧将犍陀罗佛教艺术与教义传入平城，逐步与本土文化融合，奠定平城佛教信仰根基。

　　第三类是西域胡商。神四年《皇帝北巡之碑》所载的“西域商客”，包含安国、粟特等地商人，《魏书·西域传·大月氏国》记载“商贩京师”的大月氏商人便是典型代表。大同大量北魏考古遗存直观展现胡商活动景象：雁北师院北魏墓出土粟特人形象陶俑、陶制毡帐与骆驼模型；司马金龙墓存有陶骆驼与牵驼胡人俑；大同御东新区文瀛北路北魏壁画墓棺床之上，以墨线绘制卷发深目高鼻胡人，身着圆领窄袖长袍，手执长鞭牵引双峰驼，还原长途贩运的画面。云冈石窟浮雕同样留存商人题材，第6窟中心塔柱东面下层“商人奉宝像”、第12窟后室南壁“二商奉食像”，生动体现西域商人四处贸易的特点。胡商一方面为北魏输送域外奇珍，另一方面又将中原风物、制度信息向西传播。《魏书·西域传》之中各国概况与道里数据，正是使节与胡商常年穿行丝路逐步汇总而成，有力促进东西方商贸往来与文明交融。

　　第四类是西域乐舞艺人。随着丝路贯通，众多西域音乐家、舞者以及相关乐舞系统传入平城。《魏书·乐志》载：“世祖破赫连昌，获古雅乐，及平凉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后通西域，又以悦般国鼓舞设于乐署。”这说明太延年间，悦般、疏勒、安国乐伎已经抵达平城。诸多考古实物能够与文献相互印证：云冈石窟雕刻琵琶、箜篌、横笛、细腰鼓等西域乐器，第12窟因乐舞造像丰富完整，被后世称作“音乐窟”；大同云波里北魏墓壁画绘有胡人乐伎；富乔发电厂九号北魏墓留存西域杂耍乐舞图景；雁北师院北魏墓出土手握横笛、琵琶的胡人乐伎俑；大同贾宝墓出土石灯，灯柱浮雕舞蹈、吞剑、弹琵琶、击鼓等百戏场景。以上考古资料证明，平城时代西域乐曲、舞蹈、杂技、乐器广泛传播，中外艺术持续渗透交融，形成独具北朝特质的艺术风貌。

　　西域人群连续往来并定居平城，域外宗教思想、手工技艺、艺术文化、珍稀物产在此汇聚，留下数量可观的丝路遗存，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层面。

　　一是宗教层面。佛教及石窟寺艺术传入，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最突出的成果。佛教自东汉经由西域传入中国，在平城迎来发展高峰。域外高僧带来佛经、佛像范式、佛寺规制与石窟营造技术，云冈石窟是标志性成果。文成帝和平元年（460），昙曜受命“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此后，历经献文帝、孝文帝以及平城权贵经年累月营建，最终形成规模宏大的石窟群，现存洞窟254个、大小造像59000余尊。石窟融汇犍陀罗、秣菟罗、汉族与鲜卑多种艺术风格，外来元素与本土文化彼此吸纳融合，是5世纪丝路宗教文化交流最具代表性的地面遗存。

　　二是艺术层面。西域乐舞、乐器、雕塑、绘画及连珠纹、忍冬纹等装饰纹样广泛融入平城社会。2013年，大同出土狮子造型石灯，四狮环绕灯柱，属于典型丝路艺术风格，推测出自西域工匠之手。西域舒展奔放的乐舞形态、特色装饰纹样大量见于石窟雕刻、墓葬壁画与日用器物。丝路艺术元素不断和汉族、鲜卑传统艺术碰撞融合，构建起兼容东西方的北朝艺术体系。

　　三是工艺技术层面。《魏书·西域传·大月氏国》记载，大月氏商人在平城采矿烧制五色琉璃，成品光泽优于西方输入器物，朝廷以此建造可容纳百余人的琉璃行殿，“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至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这条史料记录了琉璃烧制技术传入平城的全过程。2002年，大同迎宾大道北魏墓出土本地烧制玻璃壶，器形借鉴中原陶壶样式，印证文献所载技术传播史实，是文明交融的实物见证。

　　四是物质产品层面。胡商、使节带入西域金银器、玻璃器、珠宝等高端商品，平城北魏墓葬多有出土。大同电焊厂北魏墓群出土波斯玻璃碗、鎏金刻花银碗；小站村花疙瘩台北魏墓出土中亚狩猎纹鎏金银盘；轴承厂北魏遗址出土鎏金葡萄纹高足铜杯、各类玻璃器皿。天镇县平远头村曾出土49枚波斯萨珊王朝银币，包含卑路斯、卡瓦德钱币以及嚈哒仿制银币。大同北魏墓葬还出土一枚特殊的圆形方孔观赏金币，兼具中原“五铢”铭文与西域掐丝、金珠焊缀、连珠纹工艺，是东西方文化交融难得一见的实物。

　　总而言之，鲜卑拓跋部定都平城，掀开丝路文明发展的崭新篇章。来自西域与中亚的官吏、僧徒、商旅、乐舞艺人相继定居平城，开展深入的文化交往。西方犍陀罗造像、波斯金银工艺、中亚乐舞并未简单移植复刻，而是与中原农耕文明、鲜卑游牧文明相互补充，孕育出胡汉交融的新文化形态。平城不仅是5世纪丝绸之路东端的国际大都会，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熔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项目“山西北朝石刻遗存文献抢救性整理研究”（21VJXT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山西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