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关系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一国际背景下，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稳定器”和引领者作用更加凸显。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思想中所蕴含的大国担当与国际安全关切是理解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和建设性作用的关键。近期，《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给学术界又提供了一个系统研究学习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权威读本。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所作的重要指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应进一步探索如何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重大学术命题。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

　　蕴含的责任担当

　　这可从习近平外交思想形成与发展的三个阶段看出来。

　　第一个阶段：奠基酝酿期（2013年3月至2017年6月）。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标志着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奠基。在这一阶段，中国外交重点强调坚持正确义利观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主张要运筹好大国关系，积极参与地区与全球治理，积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中国的贡献。同时，中国外交强调要从“三个立足”来加强对我国国际安全与国际战略态势的判断：一是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这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判断的重要源头；二是要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工作，这是“防范黑天鹅、灰犀牛风险”这一论断的理论缘起；三是要立足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大背景来谋划未来，这是“新的战略机遇期”理论的重要起点。在这“三个立足”的基础上，要看到“三化”的必然性，即“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方向没有改变。

　　第二个阶段：发展完善期（2017年7月至2021年8月）。在这一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著名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战略判断。这一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调整，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安全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第三个阶段：体系成熟期（2021年9月至今）。在这一阶段，习近平外交思想体系日臻成熟完善，其标志之一即是四大全球倡议的提出。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以“六大坚持”为核心的“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全球聚焦发展问题，弥合南北发展鸿沟，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2022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安全倡议，聚焦安全问题，摒弃冷战思维，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2023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聚焦文明交流，反对文明冲突与文明优越论，主张多元文明互鉴共存。2025年9月，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又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这是在之前三个倡议基础上的创新发展，核心定位聚焦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除了四大全球倡议外，这个阶段有关外交和国际安全的代表性论述还体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对新的战略机遇期与新的国际安全环境的阐释上。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则对我国当前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作出了重要判断：“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这两个重要论述都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外交与国际安全态势科学严谨的战略判断。

　　从对上述三个阶段代表性论述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发展与完善，习近平总书记对外交与国际关系、国际安全的持续关注，以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担当与情怀。

　　新时代国际关系学科

　　建设的重要使命

　　为呼应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担当与情怀，新时代的国际关系学科应努力找到学科建设的动力源泉与基础支撑。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断向前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声有色，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在反映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与光辉实践过程中本应该大有可为、大有作为，但却苦于找不到新发力点与新抓手而面临理论突破的困境。面对这一难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未来发展的支撑与方向必须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依托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积极从学理角度阐释四大全球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伟大实践。

　　同时，近年来，国际安全环境面临空前挑战。大国博弈、强权政治与霸权行径不断刷新国际社会的底线预期与传统认知。比如，如何揭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谬论背后“新型军国主义”的本质？如何看待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发动关税战、强行控制马杜罗、发动对伊朗战争等一系列操作？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是否有可能改写国际安全格局？如何判断北约东扩对东亚地区及我国安全稳定的影响？如何从学理层面伸张我国的南海主权主张？如何研判台海局势对我国和平发展的影响？

　　对这些问题进行科学合理的解答，是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重要使命，也是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未来，我们应厘清国际关系学、区域国别学以及国家安全学之间的学科边界，做好各自分工。国际关系学应该聚焦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尤其是安全关系研究。研究重点应落在国际政治关系、国际军事关系、大国外交博弈、国际经济关系方面。区域国别学则应更聚焦对象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历史、文化等研究，并尽可能深入了解不同区域的底层态势，为我国发展与安全提供深层次的咨政支持。而国家安全学应侧重于研究国内安全相关问题，国际安全领域的相关议题应以国际关系学科为主进行分析。

　　总之，加快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同时，我们要进一步厘清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国家安全学的学科边界，加快推进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将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成为支撑习近平外交思想学理研究的重要学科，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历史使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思想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的学术贡献。

　　（作者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华侨大学研究基地副主任、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