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是我国首部以“对外投资”为名的行政法规，它的出台是我国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关键举措，亦是新时代中国式涉外法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成果。该法规立足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定位，系统梳理对外投资治理实践经验，将成熟改革举措与监管模式予以法定化，终结了由政策、部门规章主导的碎片化治理格局，推动对外投资治理完成从“政策驱动”到“法律规制”的深刻转型，为健全中国特色涉外法治体系、参与并引领全球投资治理变革夯实制度基础。

　　《规定》内容的三维突破与范式重构

　　第一，立法层级跃升：实现从政策调控到法治规制的转变。长期以来，我国对外投资治理依赖低位阶部门规章与规范性文件，存在效力不足、规则分散、执法标准不一、制度稳定性差等问题，难以营造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制约对外投资的高质量发展。《规定》以行政法规形式出台，实现了对外投资立法位阶的历史性提升。高位阶法规能够统筹各部门监管职权，化解规则冲突、统一全国执法标准，破除多头监管、规则碎片化困境。《规定》将市场化投资原则、全流程风险防控、企业合规责任、海外权益保护、涉外反制工具等成熟实践上升为法律制度，推动治理彻底摆脱短期政策调控模式，迈入长效法治规制阶段，为企业国际化长远布局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第二，治理体系重构：完成从碎片化监管到一体化治理的转型。《规定》打破传统“重准入、轻过程、弱保障”的路径依赖，搭建前端准入规制、中端过程监管、后端权益保障的全周期闭环治理体系，实现开放便利与精准监管、规范治理与综合服务的有机统一。在准入环节，《规定》建立动态产业分类调控制度，结合经济发展、产业升级与国别风险，动态调整鼓励、限制、禁止类投资目录。依托负面清单落实“非禁即入”原则，清晰划定投资边界，既严控高风险投资，又扶持优质战略性对外投资，推动对外投资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升级。在监管环节，健全常态化合规管理、动态风险预警、境外经营信息报送机制，压实企业合规主体责任，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推动粗放式管控向精细化治理转型，防范境外投资无序发展、合规失范等问题。在保障服务环节，《规定》将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予以法定化，打造“政府统筹、行业自律、专业赋能、金融支撑”四维服务体系，把财税、金融、保险、法务、知识产权保护等服务纳入制度框架，明确各类机构职责，补齐过往“重监管、缺服务”的短板。同时，尤为重要的是，《规定》在高位阶立法中完善了安全审查、权益保护、应急处置、违规追责等制度，筑牢国家安全与市场主体权益两道防线，确立了对外投资安全审查与涉外反制规则，推动风险应对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防御。

　　第三，涉外法治协同：推进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双向衔接。《规定》立足全球视野，推动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双向适配、双向赋能，构建内外联动、权责清晰的涉外法治格局。一方面，新规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吸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国际组织通行准则，在合规管理、透明度建设、投资者保护、公平竞争等领域实现规则互通，降低制度性壁垒。同时恪守国际法准则与东道国管辖原则，明确企业境外经营合规义务，实现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良性兼容。另一方面，新规实现涉外法治工具重大创新，创设境外私主体反向规制制度，可依法对违规私主体采取交易限制、准入禁止、资质管控等惩戒措施，效力覆盖关联企业与控股机构，突破了传统“国家对国家”的博弈模式。《规定》明确了国内法域外适用边界，针对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划定执法依据，细化了涉外反制条款，构建常态化、法治化维权反制体系，显著提升涉外经济法治的自主性与威慑力。

　　《规定》展示的中国范式与全球治理价值

　　《规定》的制度创新与法治转型，既是我国对外投资治理的内部改革成果，也是中国践行制度型开放、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重要实践，具备突出的理论价值与全球意义。

　　第一，夯实制度型开放的法治根基。制度型开放区别于传统要素型开放，在于其以稳定透明的法治规则替代短期政策调控，保障开放常态化、长效化。新规通过高位阶立法，清晰界定监管边界、市场主体权责、投资准入规则、风险防控机制与争议解决渠道，理顺对外投资领域治理逻辑。以制度压缩行政裁量空间、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稳定市场预期，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筑牢法治基石。

　　第二，彰显引领全球治理变革的开放姿态。新时代制度型开放坚持对接、吸纳、创新、引领并举。新规在负面清单管理、合规治理、海外权益保护等领域对标国际先进实践，实现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深度对接，突破了西方传统投资治理范式，向世界展现中国推动全球投资治理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责任担当，实现我国从国际规则被动接受者向主动参与者、共建者的身份转变。

　　第三，贡献统筹开放与安全的中国方案。面对全球规则博弈加剧、地缘风险增多的新形势，新规秉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风险预防、权益保护、对等反制三重安全体系，将产业、技术、数据、海外利益等安全要求全面融入对外投资治理。这套制度设计既防范过度开放带来的安全隐患，又坚守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实现高水平开放与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为全球投资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加速重构，我国对外投资治理的法治转型，既顺应国内高水平开放的发展需求，也向世界传递坚守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共赢、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坚定立场。《规定》的出台，完成了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顶层制度设计，将长期实践形成的监管机制、风险防控、权益保障等做法全面法定化，实现对外投资从碎片化政策治理向系统化法治治理跨越，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法治体系正式走向成熟。未来，我国将以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世界共同发展相融共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商组织法视角下公司法责任理论和规则重塑研究”（25AFX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