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是19世纪俄国文学黄金时代公认的最后一位经典作家，早在20世纪初就被视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继承人，许多同时代人也声称在他的艺术中看到了“伟大作家的普遍认可的原则”。虽然契诃夫的文学造诣光芒四射，但围绕他的“世界观”争议却始终让批评界感到困惑。在作家生前，就有人批评他对“思想领域”漠不关心，缺乏理解神圣教义的内在力量。在白银时代的艺术精英看来，他的审美喜好、日常谈吐甚至相貌都显得过于“普通”，他的创作既没有惊心动魄的巅峰体验，也看不到令人眩晕的“深渊”，哪怕在他最成熟的作品里，给批评家留下的主要印象也只是悲观主义色彩。而俄国文学在俄国一直是“大于文学的存在”，用赫尔岑的话说，文学是“人民抒发愤懑、彰显良知的唯一讲台”。契诃夫的写作与这一传统似乎格格不入，这也成为其缺乏世界观的证明。不过，针对契诃夫“缺乏世界观”的说法，高尔基在一篇书评里作了断然的否定。他认为，所谓世界观就是“一个人对世界以及他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的看法”。在这样的定义下，每个人，“哪怕是蟑螂”，也有自己的一套世界观。因此，讨论契诃夫是否有世界观，首先要明确世界观到底是什么。

　　19世纪末的

　　世界观问题与短篇体裁的兴起

　　契诃夫在文坛开始展露身手的19世纪80年代，俄国思想史的书写者曾多次将之命名为思想的“萧条时代”，但当时的知识界可能有不同的感受。经历过60年代的农奴解放后，俄国政治气氛虽因社会改革的回潮而极度压抑，可是民粹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革命民主主义以及各种现代主义思潮却风起云涌，各领风骚。从全球语境来看，自18世纪末欧洲教会丧失对真理的话语垄断权后，现象学革命在俄国现代性进程中掀起了众多世界观的滔天巨浪。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所谓世界观就是人对存在者整体的基本态度，18世纪前根本不存在什么中世纪的世界观或者天主教的世界观，只是随着人的主体性的崛起，原先确定无疑的世界成为现象学观察的图像，不同立场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观看世界，也就产生了数量众多的世界观，于是世界观才在19世纪进入了人类的语言表达范畴。与之相应，巴赫金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时，便特意指出作家最看重的已经不是主人公性格对周围环境的依赖，而是他对待生活的态度和世界观。

　　众所周知，契诃夫是世界级的短篇小说家和戏剧大家，但他终生未曾写过长篇小说，原因很可能在于他的世界观过于丰富或者过于不确定。无论人物命运依照其性格和行动的内在机制会有多么出乎意料的走向，长篇小说从构思到收尾都需要作者秉持某种坚若磐石的世界观，并将之不着痕迹地演化为水银泻地般无懈可击的情节逻辑。可如果一个处于“末世论”状态下的作家，看破了一切世界观“悬而未决”的秘密，甚至看透了他引以为傲的科学的局限，那他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信心和耐心来经营一个漫长的故事，怎么可能不尽早戳破故事中一个接一个的梦境？其实，从俄国文学史的视角来看，长篇小说史诗性叙事的衰落和短篇体裁的兴起在19世纪末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比如托尔斯泰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的体量远不及《战争与和平》，而且他在20世纪初还相当超前地表露出对电影这种新艺术形态镜头快速推进及蒙太奇剪辑技巧的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时空结构的紧张程度也越来越接近短篇小说，他的绝笔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情节冲突集中发生在三天内。前辈作家的体裁探索为契诃夫指明了一条路：革新体裁的表现力，用简短但却因此无限开放的精巧布局讲述长篇小说才能容纳的时间跨度和人生阅历，比如小说《三年》《我的一生》，戏剧《海鸥》《万尼亚舅舅》等。

　　契诃夫作品中世界观的降格

　　契诃夫与长篇小说巨匠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对世界观的内涵与表现上均有本质的不同。后两者塑造出了在真实性和完满性上均达至化境的生动人物和具体环境，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设定这样一个主要任务——使笔下的主人公能够体现作家本人的世界观。这一点最外在的文学表现是：当主人公们操心日常事务时，作者的叙事牢固地紧贴在大地之上，充满了各色各样实实在在的事件和物体；而主人公一旦苦苦思索根本性问题，那么作家立刻转用思辨性的哲理语言，叙事仿佛摆脱了大地的引力，飞进无边无际的永恒领域。即使谢德林笔下戈洛夫廖夫一家彻底腐朽的老爷、太太、小姐们，在某些特殊时刻感受到严肃的生死问题迫近时，也会暂时从猥琐的地主生活中抽身而出，站在神的王国的高度反思自己的生活，返回到从果戈理开始的世世代代点燃死魂灵内心火花、激发作家创作灵感的基督教理想。

　　也就是说，契诃夫之前的俄国经典作家，致力于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中寻找不乏神秘色彩的宗教奥义，相信某种超验的思想真理高于客观知识和理性判断，渴望以文学为载体实现世界精神和世界灵魂的永恒统一。在他们的笔下，个人命运同全人类的历史命运密切相连，日常生活事件带有启示录性质。此时主人公被思想裹挟，把自己的命运奉献给世界观的祭坛，从思想的净化和解放中实现自己的自由。与这些前辈不同，在契诃夫的文学世界中，思想从未脱离过实在的物质世界和琐碎的日常事务。相反，思想和日常生活总是密切交织，相互影响。他笔下的主人公常常因为外在环境（高加索、外省、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和身体状态（有没有吃饱睡足、健康还是生病）的变化而改变世界观，并且在侃侃而谈人类理想和主义的同时，会被突然插入的微不足道的日常事务打断。

　　与思想的外在依附性相关，在契诃夫描绘的世界观内部，也很难找到严格的逻辑体系，主人公与其说是用生命活动来具体化世界观，不如说是凭借世界观来寻觅自己命运的征兆。在不正常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环境中，那些片面的世界观暴露出人们行为动机的虚伪和对于潜藏在庸俗生活背后的真实状态的永恒追求，而世界观本身的对立冲突则显得边界模糊，仅仅是主人公在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形式证明，虽然他们的思想斗争有时候显得异常尖锐。各种对立思想最后的含混和解使得每一种世界观的权威性变得更加不可靠，契诃夫小说的两个著名的结束语“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也弄不明白”（《灯光》）和“没有人知道真正的真理”（《决斗》），不是在哲学思考后得出的世界观真理，而是从叙事中得出的生活真相。因此，读者在阅读时可以看到多种世界观的分解，留下无穷探索的可能性。

　　穿透世界观并探寻生活的意义

　　不可否认，契诃夫从各种渠道努力了解各种当代思潮，在他的作品中也深入地探讨了这些思潮形成的世界观，但他始终无法完全认可并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这样的世界观。他的主人公们，一方面固然自觉希望献身于坚定的世界观，另一方面却在鲜活的生活场景中被外来的观念吞噬，没有能力对观念本身做出反思，缺乏积极的主动精神和宽厚的仁爱思想，不但给别人造成了灾害，自己也成为“蟑螂”的世界观的牺牲品。因此，契诃夫的文学中主人公所承担的世界观，其意义总是得到双重阐释，对他们言行不一的敏锐反讽与对他们思想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的同情理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重要的是，契诃夫要在无始无终的生活之流中完整地呈现艺术思考的概括性意义，为现存的各种世界观划定界限，既找出有价值的成分，也标出不符合实际的杂音。通过文本的叙事结构，契诃夫让世界观在文学的具体场景中脱去人造的光环，从而鼓励读者进行独立思考和判断，寻找具有真正指导生活意义的思想。

　　契诃夫描绘的世界观中的意义不是明示，而是暗示出来的，故其既能被轻松地接受，也容易被推翻，被另一种相反的世界观取代。契诃夫否定世界观的绝对功能，是因为他需要勇敢地面对生活的真实。契诃夫的全部创作都指向一个最终的目标——在漆黑的暗夜里叩问自己的良心，在荒诞的现实中寻找生活的意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