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曾谈到自己那代人深受俄罗斯经典的影响，他高度肯定了托尔斯泰的小说创作与文艺观，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有深度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是最有广度的俄国作家”（《我的文学情缘》）。1903年，托尔斯泰（1828—1910）已年逾古稀，文学声誉达到高峰。他将自己的一生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诗意美好的少年时期、纵容堕落的青年时期、诚实规矩的中年时期，以及道德完善的晚年时期。正是在人生的晚年阶段，他提出了一套独树一帜、振聋发聩的“文艺情感说”。其美学代表作《什么是艺术？》被誉为“艺术领域中新大陆的发现”。与柏拉图从精神理念、亚里士多德从客观现实、别林斯基从社会生活探索美的本质不同，托尔斯泰从形式与本质的对立、真善美的统一入手，将情感推向艺术与美的核心位置。

　　艺术不是享乐的工具

　　在《什么是艺术？》中，托尔斯泰系统梳理了此前150多年间欧洲各派美学家的艺术定义，并将其归纳为两大主要阵营：第一类主要以黑格尔为代表，认为美是客观存在的绝对理念的表现，是抽象精神、纯粹意志或上帝完满性的显现；第二类主要以康德为代表，认为美是主观的无利害快感，是人的不以个人利益为目的的愉悦体验。

　　托尔斯泰对以上两种定义持鲜明的批判态度。他认为，两者看似相互抵牾，实则殊途同归，最终都将艺术归结为人类的某种享乐。以表现美为目的的艺术会沦为享乐的工具，而艺术所提供的快乐只是上层阶级特定趣味的投射。在他看来，并不存在真正客观的或普遍有效的美的定义，因为哲学和美学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审美辩护。托尔斯泰敏锐地看到，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美论，实际上掩盖了艺术的社会分层与利益倾向。正因如此，他拒绝将美作为艺术的最高标准，转而寻求一种更具道德感、更有伦理意识、更能沟通大众的艺术定义。

　　艺术是情感交流的工具

　　从丰富的创作经验出发，托尔斯泰提出了一个朴素却深刻的主张：艺术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流工具。他作了一个颇为有名的类比：人们用语言传达思想，而用艺术传达感情。一个人可以用外在符号把亲历的情感传达给别人，使对方也受到感染，体验到同样的情感。凡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媒介就是艺术。换言之，艺术即情感交流的工具。

　　这个艺术定义看似简单，实际上具有极大的颠覆性。在托尔斯泰看来，无论情感是强烈还是微弱，是有意义还是无意义，只要它能够感染读者、听众或观众，就进入了艺术的范畴。真正构成艺术本质的不是思想和技巧，不是形式和美感，而是情感和内心。思想和美感本身并不等于艺术，只有当思想转化为情感、被包裹在情感之中，才能凝练升华为艺术。为了传达艺术情感，艺术家可以有意识地运用外在符号，把亲历情感传递给他人。情感既是艺术创作的原动力，也是艺术想象的推动力；既是艺术表现的核心对象，也是作品与欣赏者发生共鸣、产生感染的关键因素。托尔斯泰进一步提出，艺术感染力的强弱取决于三个条件，即情感的独特性、传达方式的清晰度、艺术家的真诚度，其中真诚度是最主要的。艺术家的情感越是诚恳真挚，艺术就越具有独特性和审美性。

　　比较而言，托尔斯泰的“文艺情感说”并非没有局限。他将艺术的起源和功能主要归结为情感的表达，尤其是宗教情感的传达，这在某种程度上窄化了艺术与现实、艺术与审美、艺术与情感之间复杂多元的内在关系。然而，他强调情感在艺术中的中心地位，这确实抓住了艺术区别于其他人类实践的一个根本特征。

　　艺术是美好情感的载体

　　对真善美“三位一体”美学理论，托尔斯泰持明确反对态度，认为三者并非天然和谐共存的统一体。在他看来，善才是生命中永久、最高的目的；善不能被其他任何东西所判断，相反却能判断其他一切；美和真不能等同于善，甚至常常与善不一致。由此，真善美不是三位一体，而是以善为内核，美和真融入其中。

　　在美与善的关系上，托尔斯泰主张美向善融合。他认为，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未能建立艺术的正确定义，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始终以美为基础来定义艺术。他旗帜鲜明地宣称艺术是区分善与恶的手段之一，艺术首先要和善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和美联系在一起。善是真正艺术的标志与核心。正因如此，他发自内心地称赞《荷马史诗》，认为其中蕴含了巨大的尘世快乐与情感力量。在真与善的关系上，托尔斯泰主张真与善融合。他所说的真，并非抽象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而是真诚、真情、真意，即艺术家情感的真诚度。这是决定艺术作品感染力最重要的条件。真正的艺术品必须从艺术家内心产生，而非迎合外部标准或市场趣味。他因此总结说，一切文学作品之所以可贵，不在于它们写了过去发生了什么，而在于指出应该有什么，在于对善恶做出评价，引导人们走向更值得过的美好生活。

　　如此一来，托尔斯泰巧妙地构建了一个以善为核心的艺术价值体系：善是中心与目的，真是实现善的依据与条件，美则依附并服务于善。他追求的不是抽象的真善美平衡，而是一种伦理化的艺术境界——真与美最终都服务于善。这种思想在西方美学传统中独树一帜，与儒家诗学中“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伦理审美取向，有着某种程度的相通之处。

　　辩证来看，托尔斯泰的“文艺情感说”并非完美无缺。他对莎士比亚、瓦格纳等经典艺术家的激烈否定，显示出其艺术观的某种偏狭——将宗教道德标准直接套用于艺术评价，难免会削足适履，强人所难。然而，他提出的一系列核心命题，诸如艺术不是享乐、情感是艺术的本质、真诚是感染力的首要条件、善是艺术的最终尺度，时至今日仍在美学理论、艺术批评和美育领域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在图像泛滥化、情感碎片化的当下，托尔斯泰的艺术追问显得尖锐有力，直指人心。倘若艺术不能感染他人，不能传达情感，不能向善求美，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有何意义？托尔斯泰的答案也许过于严苛，但他敢于直面社会问题，勇于追问艺术本质，把问题摆在众人面前，逼迫大家直面沉思。这或许正是他作为思想型文学家的重要贡献之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局外人’与‘热带鸟’：巴别尔诗学研究”（25FWWB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