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基的关键时期。中原地区与周边民族的交往日益密切，民族间的频繁互动深刻塑造了当时的社会格局，这一历史进程鲜明地烙印在汉画像石之中。汉画像石以具象的石刻语言，铭刻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其中大量出现的胡人形象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珍贵的图像史料。胡人形象在汉画像石中广泛分布于门扉、车马出行、百戏乐舞、庖厨宴饮及战争狩猎等场景中，题材涵盖战场、市井及神仙世界等多个层面。形态多样的胡人形象与多元主题画像，共同勾勒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

　　汉画像石中的民族人物形象

　　汉画像石作为丧葬礼仪与视觉文化的载体，系统留存了中原王朝与北方、西域族群互动的图像记忆。带有胡人形象的汉画像石主要集中出土于山东、苏北、陕北、河南、四川等区域。其中，山东地区出土数量最多且类型丰富。画像石上的胡人形象呈现出鲜明的程式化特征，集中体现为“容貌异相”与“服饰殊制”：容貌上，高鼻、深目、凸颧、大耳、虬髯等面部特征突出，与汉人“方额广颐”的审美范式形成鲜明对照；服饰上，胡人多头戴尖顶帽，身着左衽襦裤式胡服，足蹬皮靴或赤足。不同地域画像石上的胡人形象虽略有差异，但尖顶帽是最显著的共性标识之一，可分为无檐、飘带型、翻边护耳等类型。帽式的细微差异常常隐含着对胡人部族或地域来源的区分。以山东临沂吴白庄出土的东汉胡人力士画像石刻为例，胡人面部长圆，大耳竖长，眉弓突出，眼窝深凹，鼻梁高挺，尖帽高耸，正是此类“胡相”的典型呈现。画像石中胡人高鼻深目、头戴尖帽的固定表现模式，既是对异域体貌的写实记录，也是一种类型化的视觉符号。这些胡人形象并非出于随意的勾勒，而是具有明确的社会角色指向。既有交战场景中的胡兵、胡将，也有墓室中的胡奴门卫与力士；既见于车马出行、驱骆驯象、乐舞百戏、家兵门吏等世俗场景，亦出现在宗教图像与仙界侍者之列。胡人既有异于“诸夏”的文化特征，同时也是被纳入汉代统一秩序的臣民。

　　在汉代画像石的视觉谱系中，胡人形象的塑造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分野。山东与苏北地区的画像石多将胡人置于门阙、车马仪仗或战争败北的从属性场景中，姿态恭谨，线条规整，折射出汉代以中原为中心的礼仪秩序与等级观念。陕北地区画像石着重突出胡人的骑射、驯兽之姿，陕西神木大保当彩绘画像石上胡人驯象、骑射的图景，动态张力强烈，粗犷中见骁勇，深受草原文化的影响。川渝地区则侧重表现胡人参与市井百戏、庖厨宴饮的场景，成都羊子山宴乐画像石等遗存中，胡人多以献艺伎乐、庖厨侍从的身份出现，呈现出浓厚的世俗化与生活化色彩。这些形象并非图像实录，而是经过文化观念筛选、丧葬礼仪重塑的艺术形态。

　　汉画像石中的民族交流与

　　多元融合

　　画像石中的胡人形象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度嵌入民族互动的具体场景，呈现出民族之间交流的多样形态。军事与政治层面，有交战、献俘等场面，如《后汉书·西域传》所言“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汉王朝的政策是“兵威”与“财赂”并举，既有武力震慑，也有财物怀柔，交战也伴随着频繁的人员往来与物资交流。

　　经济与贸易层面，胡商、骆驼、大象等图像的大量出现，印证了丝绸之路的贸易繁荣。张骞通西域后，胡商作为东西方贸易的承担者，既将西域珍奇异宝运入中原，也将中原丝绸、漆器运往西域。画像石中常见胡人牵引骆驼、驱策大象的场景，这些动物本非中原所产，却频繁出现在汉代墓室中，直观反映出丝绸之路贸易网络向中原腹地的深度延伸，以及胡商对中原经济的实际参与。这种繁荣并非凭空而来，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东汉时期朝廷在西域“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为商旅往来提供了制度保障；于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这恰与画像石中的胡商牵驼图像形成互证，共同勾勒出汉代丝路贸易的完整图景。

　　文化与技艺层面，胡人百戏、乐舞、幻术、驯象等题材展现了审美互鉴与技术传播的图景。东汉时期，胡风炽盛，《后汉书·五行志》载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正是“胡风东渐”的写照。河南南阳画像石中常见深目高鼻的胡人表演跳丸、吐火、倒立等杂技，可视作西域杂技东传的直接证据。胡人伎乐图像则表明，胡笳、胡笛、琵琶等乐器已逐渐融入中原宴饮娱乐。山东吴白庄画像石所呈现的不同民族乐伎同场献艺、器物混搭陈设的细节，折射出不断加深的民族交流。

　　日常社会生活层面，胡人侍者、门吏、力士、庖厨、役夫等图像展现了其融入汉代社会的多元面貌。车马出行图中，胡人常以先导、骑从身份出现，承担引导护卫之责，反映出胡人被纳入汉代等级体系。《汉书·张骞传》载“堂邑氏胡奴甘父”以胡人身份充任张骞的侍从，参与跨越万里的外交壮举。墓室中的胡奴门吏与侍从，则进一步印证了胡人作为仆役的身份定位。河南方城“胡奴门”榜题表明这一模式已成固定的图像程式。临沂吴白庄汉墓中的“胡人力士”以肩背托举横梁，既反映了现实中的胡人劳役，也被赋予镇墓守护的神圣意涵，实现了从世俗劳役到神圣职能的角色转换。

　　精神信仰层面，胡人被纳入汉代的神仙信仰体系，承担起沟通天地、接引灵魂的职能。在部分西王母、东王公的仙界图像中，胡人以侍者身份出现，或执兵器护卫，或呈献珍奇异宝，成为仙界的一员。可见在汉代人的升仙想象中，来自遥远西域的胡人，已从“异域来客”转变为“仙界使者”。这一“胡人仙化”现象，既折射出汉人对西域的神秘化想象，也彰显了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包容与创造性转化。

　　民族融合是双向的互动交融。从画像石胡人图像的演变来看，汉代民族融合经历了从文化“他者”到融合共生的历史进程。西汉中晚期，胡人形象散见于壁画与早期石刻等载体，以象征性异域符号为主，尚未形成系统化的叙事图像。至东汉中期，随着边疆经营的深入与丝绸之路的畅通，胡人图像渐趋多元，交战、献俘、使节朝贡等题材与牵驼商旅、乐舞百戏并存，呈现出军事威慑、朝贡贸易与文化交织的复杂格局。东汉中后期，胡人形象更多以门吏、乐伎、驯兽师、商贾等身份嵌入门阙值守、庖厨、宴饮、车马出行等日常生活化的图景。这种视觉上的“同框”，隐喻了现实社会中文化互渗的状态。

　　汉代画像石中的胡人图像，既是视觉艺术的程式化表达，也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汉画像石本为“事死如事生”观念的镜像，其对各民族共处场景的反复刻画，既表明中华各民族交融已成为汉代社会发展的主流态势，也意味着民族融合已超越器物交换，深入制度习俗与文化心理层面。这些视觉文化遗产，表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

　　（作者系临沂大学文学院“沂蒙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