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入全球经济的“毛细血管”和普通人的生活，但相关安全风险和伦理挑战也如影随形地降临。面对算力、数据、人才与基础设施领域的多重短板，全球南方如何才能成为这场技术浪潮的积极参与者？如何避免人工智能加剧既有不平等，为失衡的全球秩序再添新的治理赤字？围绕上述问题，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Ronnie Lins）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治理已不仅是技术圈层的内部议题，而是关乎全球秩序走向的公共命题。如果国际社会能构建起以公平正义、包容互信、成果共享等价值观为基础的治理机制，人工智能就有望成为21世纪最强劲的发展驱动力之一。在他看来，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政策立场框架与全球南方的核心诉求构成了多重呼应，为将弥合数智鸿沟、重塑技术主权的关切转化为参与规则制定与能力共建的可行议程，提供了具体路径。

　　人工智能是兼具经济性和文明性的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您是如何关注到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的？您是否赞成对人工智能的治理已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关乎全球发展格局和人类命运的核心议题？

　　林斯：我对人工智能的兴趣并非源于对技术本身的好奇，而是来自多年的工作实践。我的职业生涯一直在经济学与工程学的交汇处展开，这让我习惯运用应用性研究方法去解决实际问题。人工智能之所以引起我的关注，正是因为它为那些反复出现的现实难题提供了全新思路。

　　多年来，我开发过不少基于人工智能的数据分析、知识管理和决策支持应用程序。这种“动手”经历让我得以从内部追踪这项技术的演进过程。同时，作为研究者、用户和开发者，我对人工智能的巨大潜能和现实局限有切实的理解。

　　实践一步步修正了我的认知。起初，我只把人工智能看作又一场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革新。但它发展速度之快，让我逐渐意识到，这一次技术变革与以往任何一次都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一项技术不再只是扩展人类的物理能力，而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扩展人类的认知能力，也就是创造、处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

　　认识到这一点，带来了我思想上的一次转折。我认识到，人工智能不再只是计算机科学的前沿课题，它已经进入经济发展、国家竞争力和公共政策的中心地带，开始重塑国家间的博弈方式、政府的决策逻辑和整个社会规划未来的路径。后来，我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论坛，看到全球讨论的焦点从算法、算力转向技术主权、国家安全、治理框架和数字包容性。这让我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人工智能已经成为能够重新划定全球力量格局的战略性基础设施。

　　正因如此，我现在将人工智能视为一个兼具经济性和文明性的议题。以往的技术革命改变了社会创造财富的方式，而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社会创造知识的方式。这一区别使得人工智能的影响范围前所未有的广泛，也解释了为何它将同时影响经济体系、科学研究、公共行政和国际安全格局。

　　身处这个时代，我们面临的决定性挑战，已不仅是要创造出更强大的人工智能，而是必须在多边主义框架下建立起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确保这场转型真正走向均衡、包容与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与气候变化、核不扩散这些已有相对成熟框架的领域相比，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面临的独特挑战是什么？全球南方如何才能避免布雷顿森林体系那种由少数国家主导规则制定的历史在人工智能领域重演？

　　林斯：人工智能与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传统全球治理议题之间存在根本差异。那些领域内存在的是特定且边界相对清晰的风险或全球公共产品。人工智能是一种通用技术，其渗透力不会被局限在任何单一领域（医疗、教育、国防等）内，而是几乎无所不及，且同时重塑着人类活动的经济基础与认知基础。

　　这种广度使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复杂度远超以往。我们面对一个根本性的时间悖论：技术演进的速度总是快于国际社会凝聚共识、制定规则的速度。

　　对全球南方而言，这还多了一层历史重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教训就在眼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由少数发达经济体书写，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接受。如今，同样的风险可能正在人工智能领域再现：少数西方技术强国可能主导定义标准、安全协议和评估框架，制造新的技术和知识依赖。要避免这种结果，仅靠获得代表权远远不够。真正的技术主权取决于思想的创造能力，而不只是采纳的能力。全球南方必须从可持续与包容性发展的视角出发，参与定义负责任人工智能的原则、方法和评估框架。

　　审视当下的全球讨论，算力、芯片、长期风险占据了大部分的注意力。这些议题固然重要，但并未完全反映全球南方的优先事项。对全球南方而言，核心问题不是谁能造出最大的语言模型，而是人工智能如何提高农业生产率、改善医疗服务、实现公共服务现代化、加强教育、缩小发展鸿沟。

　　金砖国家、拉共体、联合国等多边机制是全球南方参与规则制定的关键平台。它们不仅能确保治理框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吸纳发展经验和确定优先事项，而且能推动人工智能从地缘政治角斗场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公共产品，从而加强国际合作、支持共同繁荣。

　　以人类共同未来校准全球治理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您如何理解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时代之问”和四点意见？

　　林斯：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标志着国际人工智能讨论的一个重要转向。它不再只聚焦技术进步，而是将人工智能置于全球治理和人类共同未来的大框架下。从全球南方的视角看，讲话中提出的“人工智能四问”并非抽象的哲学探讨，每一天它们都在塑造数百万人的日常生活。

　　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平台经济的扩张，让人与智能机器如何共生成为一个现实挑战。每当自动化系统影响人们获得信贷、医疗、教育或公共服务时，对算法决策的担忧就会出现，关于公平、透明、问责与安全可靠性的伦理追问也随之而来。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目标，反映了弥合数字鸿沟的迫切需要。如果这一鸿沟持续存在，许多农村和低收入社区将无法获得数字经济创造的机会。对数百万人而言，关键问题不在于模型有多复杂，而在于它究竟是能扩大机遇，还是固化不平等。

　　习近平主席随后提出的四点意见，在我看来并非各自独立的政策清单，而是一个有机治理框架中相互支撑的要素。

　　开放与合作居于首位。因为没有任何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一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技术。有效的风险管理同样不可或缺，因为公众信任的根基在于一个底线：关键决策中人类判断力必须占据核心位置。文明间的对话与互学互鉴，则能确保人工智能治理尊重多样化的文化传统、法律体系和发展路径，而非强行移植单一模式。而国际团结通过技术合作、能力建设和知识共享，为更均衡地分配人工智能带来的益处提供了基础。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不能只是工程师和计算机科学家的责任。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科学家、教育工作者、商业领袖和公共政策制定者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其治理框架也必须广泛吸纳学科视野和专业智慧。

　　原则共识与务实合作并行的双轨治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长期参与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国际对话，与各国政府、法律界、产业界及学术界的代表均有深入交流，也广泛考察了多个国家的治理实践。您认为国际合作应在哪些层面发力，才能真正构建起一个兼具公正性与合理性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架构？

　　林斯：国际合作是人工智能治理有效性的基石，但其目标不应止于发表联合声明或原则共识，而应致力于在国家、机构与社会之间建立持久信任。信任不同于政治共识，后者可能随政府更迭和优先事项的变化而改变，前者却能创造即使在出现分歧时仍能持续合作的条件。若全球南方认为国际规则意在固化既有技术优势，任何治理体系都将难以维续。

　　在这一背景下， 中国近年来推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及《“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倡议》等，体现了一种将治理、能力建设与技术开放相融合的前瞻思路。有效的治理不应只是一个限制性框架，它还应能够增强各国发展、调整和应用新技术的能力。

　　这种赋能导向的治理理念，对全球南方而言尤为重要。要想真正参与人工智能治理，就需要拥有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扎实的数字基础设施、高效的公共机构，以及消化和适应新兴技术的实际能力。否则，形式上的参与可能会掩盖深层技术依附。

　　进一步而言， 将人工智能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并非否定知识产权或压制私人创新，而是要确保基础知识、技术能力和应用机会不集中于少数国家或企业。同时，公正、合理本就内嵌于不同的历史经验、文化传统、法律体系等之中，国际治理不应强推单一制度模式，而应在共享核心原则的前提下，为各国国内实施保留弹性空间。

　　在具体推进顺序上， 不应因概念谈判而延宕务实合作。可以先在公共卫生、精准农业、灾害预防、教育及数字公共服务等领域展开操作性强的合作，使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解决具体问题中积累共享经验，从而构建信任、维护共同利益，为后续协议的达成奠定基础。

　　基于以上考量， 我支持遵循人工智能治理的双轨路径：一种是聚焦共同原则、安全标准与问责机制，另一种是推动联合研究、人才培养、技术伙伴关系与公益应用。归根结底，治理公平性不取决于参与讨论的国家数量，而取决于每个国家是否拥有真正塑造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并使人工智能既服务于这些国家自身的发展，也为全球共同进步作出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人工智能治理讨论中，多边平台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同时，人工智能也与气候变化、数字鸿沟、全球治理改革等议题在多条线上交汇。您怎么看待这种联动？它是否会产生超出单一领域的积极效应？

　　林斯：多边机构之所以日益重要，原因在于人工智能不再是一项特定领域的技术，而是已演变为能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几乎每一个维度的基础性设施。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治理不能孤立存在，必须与既有的全球合作议程相衔接。

　　联合国、金砖国家、上合组织、拉共体、东盟、阿盟、非盟等多边机制，以及新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各自发挥着独特而互补的作用。联合国提供普遍合法性与全球协调平台，近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上，就人工智能治理提出4项优先事项，即保障安全、尊重人权、能力建设和增进透明度；金砖国家汇聚主要新兴经济体，有能力制定回应发展中国家优先事项的务实方案；拉共体加强区域合作，支持维护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数字主权；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合作、科学交流与人才培养，作为优先事项。

　　这些机构的价值，不止在于起草国际规则，更在于将人工智能融入更广泛的发展议程。人工智能有潜力同时推动多个领域取得进展，并在其间建立更强的联动。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与发展可持续金融领域，人工智能可以优化可再生能源系统、改进环境风险评估、引导绿色投资更高效和透明。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可以提供个性化学习方案、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在医疗健康领域，人工智能可以强化公共卫生体系、服务偏远社区。在应急管理领域，人工智能可以提升预警能力和协调效率、支持快速决策。例如，中国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这正是人工智能赋能防灾减灾、服务全球公共利益的务实行动。

　　这种综合视角对全球南方尤为重要。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必须同时应对改善基础设施、提高生产率、增强数字互联互通、加速经济转型等领域的多重挑战。人工智能可以连接这些优先事项，帮助政府制定更协调、更有效的解决方案。当然，各国在发展水平、法律传统、公共优先事项和社会现实方面存在差异，有效的多边主义应在确立共享原则的同时保留足够的灵活性，让每个国家都能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

　　最终，人工智能为更新多边合作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机遇。几十年来，国际合作主要集中在危机发生后的被动应对上，而人工智能让我们有可能转向一种更具前瞻性的模式——建立在知识共享、联合创新与共同解决方案之上的预防性合作。这种转型，正是当前全球治理改革最需要突破的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刘雨微